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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消息，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劉鴻儒，男，1930年11月生，吉林榆樹人，194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195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研究生班。1959年于蘇聯莫斯科大學經濟專業獲副博士學位。研究生學歷，副博士學位，研究員。
公開資料顯示，劉鴻儒，男，1930年出生。1959年于蘇聯莫斯科大學經濟專業獲副博士學位。回國后長期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1979年至1980年參與組建中國農業銀行并擔任副行長；1980年至1989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主管中國金融體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管金融體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和住房體制改革；1992年至1995年創建中國證監會并擔任首任主席；1992年至2002年擔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創立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并一直擔任學位委員會主席、教授、博士生導師；1987年創辦中國金融學院，并擔任院長至1992年；1997年被香港城市大學授予工商管理名譽博士學位。著有《社會主義貨幣與銀行問題》《社會主義信貸問題》《中國金融體制改革》《變革》《突破》等專著。譯著2部，主編著作20多部。
人物履歷
1947年，為東北行政學院學員、組織干事。
1950年，任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班主任、教員、黨總支部書記。
1951年，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教員、黨總支部書記。
195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研究生班。
1953年，為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教員。
1954年，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部學習。
1955年赴蘇聯，入蘇聯莫斯科大學財政學院研究生班學習，任黨總支部書記，獲經濟學副博士學位。
1959年回國。后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干部。
1960年，下放任上海市南匯縣惠南公社副社長。
196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貨幣流通處、辦公廳綜合處副處長。
196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綜合處副處長。
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勞動。
1972年，任財政部辦公室副處長、負責人。
1976年，在河北省固安縣“五七”干校勞動。
1977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室副主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
1980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副書記，后任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副理事長。
1988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89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92年-1995年，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2012年3月29日，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會名譽理事長。
奮發向上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來到莫斯科大學禮堂與中國留學生代表見面，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在這群留學生代表中間，就有后來成為證監會首任主席的劉鴻儒。
時年27歲的劉鴻儒，已經在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做了兩年研究生。在此之前，他已經于1953年結束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課程學習，回到東北人民大學（后來的吉林大學），擔任經濟系副主任。
但在教授金融課程的過程中，劉鴻儒時常深感自身知識不足。說起來也不奇怪，在1948年進入東北人民大學的前身東北行政學院時，劉鴻儒并沒有全部念完高中課程，當時是在法律系做教學輔導和行政管理工作。
1950年，東北人民大學為培養教師，決定選派劉鴻儒到中國人民大學做研究生。從這時起，劉鴻儒才正式接觸金融，從此與金融結下了不解之緣。
此時的劉鴻儒還不知道，一扇更大的門正在向他打開，并深刻影響了他的一生。
同年，隨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科學教育發展十年規劃的一部分，大規模向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也拉開了序幕，當年即與東歐五國達成互換留學生協議，并派遣了35名留學生。
中國向前蘇聯派遣留學生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50年至1953年，采取“嚴格選拔，寧少勿濫”的方針，共派遣1708名留學生；第二階段是1954年至1956年，采取“嚴格審查，爭取多派”和“以理工科為重點兼顧全面需要”的方針，共派遣5853名留學生，其中研究生1213名、大學生4640名；第三階段是1957年至1958年，采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學生”的方針，共派出1654名留學生；第四階段是1959年至1965年，派遣留學生數量大幅減少。
自感學識不夠的劉鴻儒，正巧趕上了大量派遣留學生的第二階段，經過一番努力，他考取了留蘇研究生的資格，在一年俄語訓練準備之后，1955年踏上了赴莫斯科求學之旅。
留學生的學習內容涵蓋工業、農業、軍事、地礦、水利、醫學、電信、鐵道、氣象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當時國家急需的、實踐性強的專業，包括有機化學、高分子化學、固體物理、磁學、金屬學、半導體、燃燒理論、機械、動力學、聲學、電機制造、計算機、冶金等等，旨在能夠馬上解決緊迫問題，因此學習基礎理論的留學生比較少。
劉鴻儒則不同，他首先在莫斯科大學學了整整一年的《資本論》，隨后才師從前蘇聯第一貨幣銀行專家阿特拉斯教授，轉入莫斯科財政學院研究貨幣銀行學。
基礎理論有多重要，通過劉鴻儒后來的回憶可見一斑。“在蘇聯的留學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轉折，而當初攻下《資本論》，在我的一生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劉鴻儒在莫斯科大學經濟專業獲副博士學位回國。說到副博士學位，原來的國家教委還專門下發過文件，確認獲得蘇聯及東歐國家副博士學位的人員，評聘專業技術職務的任職條件，與國內獲得博士學位人員相同。
經過金融理論系統訓練的劉鴻儒，旋即進入金融領域最高中樞中國人民銀行，1979年出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1980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89年出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臨危受命
1990年，國家對深圳的重視程度開始升溫。當年1月29日，李瑞環到深圳視察；在2月初的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上，李鵬指出，在治理整頓時期，全國經濟發展速度適當放慢一點，但是經濟特區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可以而且應該比全國平均速度高一點；李鐵映2月視察時也說，深圳一定要爭取兩個金牌，一個是經濟發展的金牌，一個是黨風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金牌。
在此背景下，深圳股市一夜之間突然狂熱起來，投資者從全國各地涌向深圳證券公司、中國銀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國投的證券交易窗口。5月底到6月底的短短一個月，深圳僅有的5只上市股票價格劇烈上漲，其中，深發展100%，萬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達380%。
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劉鴻儒，奉命三次率調查組深入到深滬兩地的交易網點實地研究對策。劉鴻儒坦陳，在中國人民銀行10年主抓金融體制改革，可以說其他方面都有框架了，唯獨資本市場還沒有闖出一條路來，決心把這項工作做好。
現在看來，是劉鴻儒選擇了資本市場，也是資本市場選擇了劉鴻儒。
當時，高層中有種聲音，認為股票市場是搞私有化，不能繼續搞下去，主張取消深圳、上海的試點。在接受高層領導兩個多小時的問話過程中，劉鴻儒根據調查結果逐一作了回答，同時表示，股票市場的試點不能取消，可以暫不擴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對外發出的就是一種后退的信號，對改革形象影響很大。
“請相信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不會在中國搞私有化，我們會有辦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當然，我們沒有經驗，也許會走一些彎路，但不要輕易地給我們戴帽子。否則，誰都沒辦法搞改革試驗。”劉鴻儒的坦誠和決心，最終保住了股票市場。
雖然股市試點保留了下來，但爭論仍在困擾著證券市場的發展，直至1992年初小平南巡講話明確提出“允許看，但要堅持試”，才得以解決。
此時的劉鴻儒如釋重負，決心以更大的干勁放開手腳去做。當年6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關于我國試行股份制的幾個問題》，系統解答股份制和股票市場到底有什么作用，怎樣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防止私有化等問題，并指出要規范化、積極穩妥、有步驟地推行股份制和股票市場。
隨后，國家體改委聯合有關部委制定了13項股份制試點配套法規，在政策推動下，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發展起來，全國涌起新一輪股票投資熱，并最終在當年8月演變成一場搶購股票認購證的事件。
事態平息之后，高層意識到成立集中統一的證券監管機構已是迫在眉睫，于是，由13個部委組成的國務院證券管理委員會很快成立，但誰來執掌新成立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一時成為陷入僵局。
考慮到劉鴻儒當時正在股市改革第一線，又有深厚的金融理論功底和金融業管理經驗，不少人建議由他出任。朱镕基在上海當市長時，劉鴻儒調查研究證券市場，曾找他共同研究過許多問題，后來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曾出謀劃策，對他比較了解。朱镕基隨后找劉鴻儒談了幾次，劉鴻儒雖然感到有一定壓力，但成立證監會的事情比較急迫，最后便答應了下來。
“這項工作是火山口，實在要我做，時間也不能長，一旦機構建立、市場穩定、規范確立之后，我就離開這個口。”劉鴻儒說到做到，1995年3月便毅然決然地從主席崗位上退了下來。
略有遺憾
新建的證監會，一切都得從零做起。沒有辦公場所，就租了保利大廈的兩層樓作臨時辦公室；財政撥款不夠用，就向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和另一家公司借了兩筆錢，后來用收取的監管費還了這兩筆錢；根據朱镕基“證監會的人要少而精”的意見，當時編制為100人，劉鴻儒在任期內始終控制在這個規模以內，沒有搞后勤隊伍，不搞自己的食堂，也沒有車隊。
由于當時股市發展規模受到政策限制，劉鴻儒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強化規范、防范風險上，《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的出臺，為證券市場的規模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其中的政策限制，就包括劉鴻儒直到20年后仍在感嘆的股權分置問題。
1992年春節后，陳錦華和劉鴻儒代表體改委向全國人大匯報股份公司改革試驗和股票市場情況，很多老同志表達了對私有化的擔心。由此導致體改委在1992年頒布的一項法規中明確，凡是實行股份制的企業及其股本構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門審批。當時上市公司的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場流通的，以此來體現公有制為主的原則。
“從此留下了股權分置的問題，但這在當時是為了保留和推進股份制與股票市場不得已而為之。有的年輕人不了解歷史背景，說國有股不流通的設計是不對的。在1990年股票市場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把改革推進下去，還是停止試驗，關鍵在于擔心私有化。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只能用機械的國有控股比例來解決。股份制和股票市場的改革保留下來了，但也留下了國有股流通的難題。”劉鴻儒說。
直到劉鴻儒離開10年后，也就是2005年，證監會發布《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才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的試點工作。經過兩批試點后，當年8月五部委聯合發布《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股權分置改革終于進入全面鋪開階段。
近年觀點回顧
2020年12月
內地企業香港上市，由此探索出的國有資產剝離、評估、折股辦法以及主輔分離的改制模式；董事誠信責任、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獨立董事制度、分類投票制度等理念和制度在A股市場的應用；股份公司會計制度、法律制度與國際標準的接軌，均成為此后我國國企改革、資本市場制度建設、股份制改革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財富。
對于香港，正如香港聯交所前主席李業廣所說，自1993年青島啤酒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以來，大量內地企業的上市，支持香港證券市場由一個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的市場，轉變為一個企業股份種類更加多元、產品更加豐富的市場。借助于H股和內地因素，如今的香港市場已經牢牢居于世界十大證券市場之列，成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昨夜星辰昨夜風，一轉眼，內地企業海外上市已走過27年的歷程，期間實現了兩個突破：一是突破原有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解決了國有企業變為股份制企業的各種體制上、法律上和體制上的障礙，從而推動了相關方面的改革，使國有企業適應國際資本市場的要求。二是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突破，初步形成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契合國際市場原則。作為H股或者說內地企業海外上市推動人之一，我對H股市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將始終持有一份獨特的感情。繼續做好H股市場，必須實現第三個突破，即在新的國際競爭條件下徹底消除原有企業留下來的弊端，切實做到政企分開，自主經營，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期盼我們的H股企業在后疫情時代，在紛繁復雜的世界局勢和波動不安的國際資本市場，立于不敗之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2020年10月
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從銀行開始，而銀行改革邁出的第一步，是從分設四家國有銀行開始，從農業銀行到中國銀行， 再到建設銀行、工商銀行。這四家銀行雖然是專業銀行，但是 是國有獨資，屬國務院直接領導，它們仍然保持著官僚機構的特點，互相爭搶地盤、不講效率、吃“大鍋飯”，這四大銀行還是金融界的絕對主力軍，它們的這種面貌不改，金融體制的改革就動不了，邁不開大步。
對于國有銀行的改革，在先前的試點中，我們曾設想在中心城市先走一步，推進基層銀行的企業化經營，但發現行不通。我曾和工商銀行首任行長陳立同志到一個銀行營業部里找工作人員商量，讓柜臺五個人的活由三個人去做，節省兩個人的開支拿出一部分獎給留在柜臺上的三人。他們說，這是好辦法， 但是，工資總額是由總行按人頭層層分下來的，基層無權作變通改變。還有一次，我在成都調查，有一個辦事處電燈泡壞了， 但即使是這么小的東西，也必須拿到市分行換新的。所以看起來， 上邊不動，下邊就動不了，由基層行改起是很難行得通的，因此， 最根本的，還是要改變銀行的現行體制和做法，否則整個金融體制改革就很難向前推進。
現行體制怎么改呢？我認為答案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國有銀行改為商業銀行的必由之路，是銀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政府和金融企業分離的較好形式。但那個時候，股份制還沒有列入中央文件，只是在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以不同形式出現， 這時，要想四大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可謂微風撼大樹。
2018年10月
劉鴻儒：把維護市場穩定發展作為監管的使命
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表示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訪問時稱，全世界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發展階段，股災和重大風險事件會不斷發生、無可避免；既然風險不可避免，監管機構的任務是使它少發生，發生后盡量少損失，把維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發展作為監管的永恒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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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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