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0年10月1日,《中國金融》創刊,由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編輯室負責編輯出版工作,主要任務是宣傳黨和國家金融方針政策,交流金融實際工作經驗。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本金融期刊,標志著新中國金融新聞出版事業邁出了第一步。2003年,《中國金融》由“中國人民銀行主辦”改為“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但其政策性、專業性、實踐性的定位沒有改變。而今,《中國金融》已經成為金融宣傳輿論戰線中的重要一員,成為財經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專業刊物之一。70年來,《中國金融》忠實地記錄了新中國金融事業的輝煌歷程,堅持不懈地為金融改革開放鼓與呼。為了紀念《中國金融》創刊70周年,“中國金融雜志”微信公眾號將從10月1日起推出“《中國金融》70年 ? 70人”專欄,由70位多年來關注、支持《中國金融》,與《中國金融》同命運共成長的經濟金融界領導、專家、學者,暢談中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故事以及與《中國金融》雜志的深厚情緣。
專欄推出次序以人物姓氏筆劃排序;部分文字選自其在《中國金融》刊發的文章內容,推出前未經本人再次審閱。
| 本期人物 |
劉鴻儒
國務院特區工作組成員、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

劉鴻儒談銀行股份制改革
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從銀行開始,而銀行改革邁出的第一步,是從分設四家國有銀行開始,從農業銀行到中國銀行, 再到建設銀行、工商銀行。這四家銀行雖然是專業銀行,但是 是國有獨資,屬國務院直接領導,它們仍然保持著官僚機構的特點,互相爭搶地盤、不講效率、吃“大鍋飯”,這四大銀行還是金融界的絕對主力軍,它們的這種面貌不改,金融體制的改革就動不了,邁不開大步。
對于國有銀行的改革,在先前的試點中,我們曾設想在中心城市先走一步,推進基層銀行的企業化經營,但發現行不通。我曾和工商銀行首任行長陳立同志到一個銀行營業部里找工作人員商量,讓柜臺五個人的活由三個人去做,節省兩個人的開支拿出一部分獎給留在柜臺上的三人。他們說,這是好辦法, 但是,工資總額是由總行按人頭層層分下來的,基層無權作變通改變。還有一次,我在成都調查,有一個辦事處電燈泡壞了, 但即使是這么小的東西,也必須拿到市分行換新的。所以看起來, 上邊不動,下邊就動不了,由基層行改起是很難行得通的,因此, 最根本的,還是要改變銀行的現行體制和做法,否則整個金融體制改革就很難向前推進。
現行體制怎么改呢?我認為答案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國有銀行改為商業銀行的必由之路,是銀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政府和金融企業分離的較好形式。但那個時候,股份制還沒有列入中央文件,只是在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以不同形式出現, 這時,要想四大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可謂微風撼大樹。
方向找到了,路怎么走呢?我們請國際專家來開會,聽取他們的意見。有的專家建議,把四大銀行切開變成多家銀行, 相互之間開展競爭。這個建議雖不可取,但給了我們一些啟發:可否先建立一些小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形成由外及內、由表及里的競爭局面?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小型銀行的建立, 從中可以探索出商業銀行改革的路子來。
這個思路形象地說,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深圳作為特區, 不受全國統一政策的限制,所以這個改革思路,就先拿到深圳來實驗, 引進了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新建了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
1981 年7 月,中央文件規定允許外資銀行在深圳設立分支機構, 但是,引進什么樣的銀行、有什么風險、對于中資銀行有多大的沖擊、如何依法監管等,這些涉及國際事務的問題,影響很大,客觀上要求必須穩妥處置,否則,影響的就不只是深圳一家一地,而是關系到整個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前途了。為此,我找銀行部門的同事和香港金融專家反復商量,決定引進南洋商業銀行先行探路。
為什么要選南洋商業銀行呢?因為銀行創建者、董事長莊世平老前輩,在香港德高望重,具有豐富的銀行工作經驗。他也是老華僑,對內地金融改革和發展非常熱心,并具有獨到見解。我多次登門拜訪過他,與他商定,請南洋商業銀行首先到深圳來設立分行,在實踐中摸索經驗,根據運行中遇到的問題,幫助特區借鑒香港的做法制定引進外資銀行的監管方法。
招商銀行在最初的發展中,也遭遇很多難題,最大的難題就是外部改革環境不配套。最典型的是,在當時,金融監管制度都是針對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自身按照市場化要求運作后,在許多方面與人民銀行監管要求對不上號,因此出現了很多矛盾。例如,銀行不給職工發實物,不分配住房, 完全實行貨幣化管理,這雖然是件好事,但有人批評他們工資水平過高,反對的呼聲一度很高。我勸當時的招商銀行行長王世楨一定要頂住,要耐心解釋以爭取理解和支持。實際上,這是一種倒逼機制,這些矛盾的產生和解決,正是加快推進整個銀行體制改革的寶貴的催化劑。
樣板有了,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做法和經驗開始向內地推廣。1987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信實業銀行,在上海恢復設立了交通銀行,1988 年在廣州成立了廣東發展銀行,在福建成立了福建興業銀行。在1987 年和1988 年兩年之內,共新建了六家股份制銀行。從經營效果看,這些銀行克服了國有專業銀行舊體制的弊端,對原有的銀行監管形成沖擊,銀行的發展活力被激發出來, 也證明了股份制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選自《中國金融》2020年第19-20期《股份制的深圳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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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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