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的一紙《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也讓東方集團的財務造假案真相浮出水面。

　　證監會的一紙《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也讓東方集團的財務造假案真相浮出水面。近些年來，上市公司曝光的財務造假案并不少，且呈愈演愈烈的態勢。個人以為，背后顯然與現行制度建設存在短板與缺陷是密切相關的。完善制度建設，讓違法違規者受到應有的懲罰，才是減少甚至杜絕上市公司財務造假行為的根本。

　　早在今年2月底，證監會就曾通報過東方集團財務造假案階段性調查進展情況。通報顯示，初步查明，東方集團披露的2020年至2023年財務信息嚴重不實，涉嫌重大財務造假，可能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披露的財務信息“嚴重不實”、“涉嫌重大財務造假”、“退市”等字眼，其實已經讓市場感受到了東方集團財務造假案的嚴重程度。

　　而證監會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則讓市場了解到了真實情形。東方集團2020年至2023年年報分別虛增營收38.97億元、48.65億元、65.43億元、8.25億元，占各期對外披露營收的25.20%、32.05%、50.44%、13.56%。這也導致東方集團2020年至2023年年報存在虛假記載，且累計虛增營收超過160億元。

　　僅僅從數據看，東方集團財務造假案是名副其實的大案。不僅造假金額巨大，且時間跨度長。這也與近些年來上市公司頻頻暴露出來的造假大案相似。比如曾經“名噪一時”的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涉案金額就高達300億元，金額之大，完全能夠顛覆投資者的想像，但不幸卻是現實。然而，這就是現實中的資本市場。

　　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頻發，以及造假金額越來越大，時間跨度越來越長，一方面與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對于財務造假退市設置的高門檻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刑法常常缺位有關。

　　高門檻方面，比如上交所規定的適用2020年至2024年的退市情形規定，財務造假須連續兩年、合計金額5億元以上、相關指標占比超過50%。如果有某上市公司通過時間間隔的方式實施財務造假，其實是不會觸發造假退市條款的。或者連續兩年相關指標占比不超過50%，同樣不會觸及退市條款。設置如此之高的財務造假門檻，無異于對造假行為的庇護，但卻會損害資本市場以及投資者的利益。

　　刑法缺位方面，截至目前，性質非常惡劣，情節非常嚴重的除外，上市公司董監高因財務造假而進“班房”的并不多。而其中的癥結，主要在于相關刑法條款的實操性不足。比如像東方集團的財務造假案，涉嫌違反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的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該條款規定，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企業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其中，何謂“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何謂“有其他嚴重情節”，又何謂“情節特別嚴重”，目前來看，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或操作標準，那么實踐中，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就比較大，也會導致某些違法犯罪者可能不會承擔刑事責任。

　　因此，針對資本市場財務造假大案頻發的現狀，個人以為完善制度建設迫在眉睫。首先，對于財務造假行為，監管部門需要樹立“造假即退市”的監管理念。財務造假都是主觀為之，像東方集團甚至是由實控人背后操盤的，這樣的上市公司不退市，對其他退市公司來講也難言公平。

　　其次，目前刑法涉及資本市場的條款并不少，除了上述的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外，像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都與投資者利益息息相關，早日出臺操作細則或司法解釋，讓這些法律條款更具實用性，是打擊財務造假等危害市場行為的一大利器。

　　(本文作者介紹：獨立財經撰稿人 在三大證券報等多家媒體發表文章數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