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管濤

　　當前，全球經濟格局加速重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外有百年變局、內有動能轉換”的雙重考驗。3月1日，在首場陸家嘴金融沙龍上，圍繞“大國博弈、人民幣匯率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管濤指出，中國經濟的“長期向好、穩中有進”基本面未變，制度型開放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路徑，已成為提升中國金融市場國際競爭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

　　大國博弈下的中國戰略定力

　　特朗普開始第二任期以來，全球進入關稅2.0的時代。與其第一任期的關稅1.0相比，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發布得更加頻繁、范圍也更廣。

　　2月4日，美國針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了10%的關稅，該措施已經正式落地。近期，美國又發出新的關稅威脅，可能于3月4日對中國商品再加征10%的關稅。此外，美國還計劃將關稅措施擴大至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并對歐盟發出關稅警告。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措施不僅給中國，也給全球經濟帶來新的變數。”管濤指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貿易領域，還在科技和金融領域帶來沖擊，這些影響正逐步顯現。近期，特朗普于2月21日簽署了“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進一步收緊了對中國的雙向投資限制。2月以來，美國已對中國鋼鋁、芯片等商品加征10%關稅，并威脅進一步擴大范圍，其單邊主義政策加劇了全球供應鏈動蕩。

　　面對這一挑戰，管濤表示，關鍵在于以“釘釘子”精神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具體而言，需要因地制宜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積極培育新的增長動能，同時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盡管短期陣痛難免，但中國經濟的“長期向好、穩中有進”基本面未變，政策工具箱儲備充足。

　　人民幣匯率真正拐點未至

　　2024年9月底以來，中國集中推出一批轉向政策，加碼穩增長和防風險。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明確，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加強超常規的逆周期調節。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中國經濟出現一定程度恢復。今年1月，一些國際機構提高了對中國2025年經濟增長的預測目標。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人民幣匯率走勢再度成為市場關注焦點。管濤表示，研判人民幣匯率走勢不能僅從單一角度出發，還需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今年匯率波動受四大因素交織影響，分別是國內經濟復蘇動能、美國政策沖擊、美聯儲政策路徑、我國央行政策工具。”

　　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其關稅政策曾給人民幣匯率帶來調整壓力。2019年8月，人民幣匯率在中美經貿談判陷入僵局時“破7”，總體呈現承壓態勢。在管濤看來，本輪關稅政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力度較上一輪有所減弱。截至2月末，盡管特朗普已實施一輪關稅措施，并威脅實施第二輪關稅，但人民幣匯率仍保持在7.30以內的偏強位置，無論是中間價還是境外交易價，較去年底均有小幅升值。

　　雖然人民幣匯率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但仍受到多方面擾動。管濤指出，“特朗普2.0關稅政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渠道實現：一是關稅政策通過影響中國的貿易和跨境投資，進而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二是關稅政策可能通過影響通脹中樞，進而影響美聯儲的降息節奏。

　　美元利率走勢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另一大因素，而美元市場變化與美聯儲貨幣政策密切相關。“自去年9月美聯儲啟動加息周期以來，今年1月暫停加息。2月中旬，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美聯儲仍面臨降息風險，無論是降息過快還是過慢，都可能帶來新的挑戰。”管濤分析稱，未來只有美聯儲大幅降息，美國經濟硬著陸，美元趨勢性走弱，人民幣匯率可能迎來真正的拐點。

　　制度型開放破局“卡脖子”

　　在全球局勢變化、大國博弈加劇、外部金融環境動蕩、人民幣匯率承壓的背景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被賦予了新使命。立足當下，要進一步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服務能級，管濤認為要堅持制度型開放。

　　“制度型開放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路徑。高層次的開放形式，旨在通過高標準的開放提升國際競爭力。”管濤指出，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國的金融改革不斷深化。制度型開放作為金融領域的重要戰略方向，已成為提升中國金融市場國際競爭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

　　管濤認為，制度型開放為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自主發展的契機，通過完善國內金融市場體系，減少對外部資金的依賴，這不僅有助于增強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也能在全球金融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制度型開放可以從六個方面著手：一是以我為主、自主漸進的開放策略，二是面向國際、與國際高標準接軌，三是立足本土、結合國情的開放實踐，四是面向市場、需求驅動與風險可控，五是堅持整體開放、改革與開放雙輪驅動，六是堅持安全為重、統籌開放與安全。”管濤總結道。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