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花瓣美素

　　 劉筱攸 馬傳茂 券商中國

　　一個政策引導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的重磅在今天的銀行圈炸開——銀監會下發7號文，擬差異化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標準，對相關指標達標的銀行，適度下調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有些銀行因少計提貸款損失準備而增加了利潤，這些利潤不可用于發放獎金、增加分紅；而節約的支出，也不可以用于降低信貸成本率。所以，不少受訪的銀行業人士均傾向于認為，即便達標銀行的撥備紅線下降，該行吸收貸款損失的能力依舊不意味著降低標準。

　　7號文最大的引導意義在于，鼓勵銀行更精確地劃分貸款，更真實地暴露并主動處置不良，通過多渠道更積極地進行資本補充。

　　依據1.71萬億的不良余額，撥備覆蓋率為181.42%，我們可以大致推導出，銀行業去年末約計提3.1萬億用作貸款損失準備；而如果降低到最低值120%的撥備覆蓋率，而且全部認定為損失類貸款，則只用計提2.052萬億，也就是說，理論上可以釋放最高1.05萬億利潤，而實際上絕對不可能達到這個數值。

　　7號文全部調整看過來

　　2018年2月28日，銀監會印發《關于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決定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具體的調整內容為：

　　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由150%調整為120%~150%

　　貸款撥備率監管要求由2.5%調整為1.5%~2.5%

　　具體來看，撥備覆蓋率和貸款撥備率標準將依據各銀行的貸款分類準確性、貸款分類準確性和資本充足性三個方面予以確定：

　　貸款分類準確性：按照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的比例，確定撥備覆蓋率和貸款撥備率最低監管要求。

　　處置不良貸款主動性：按照處置的不良貸款占新形成不良貸款的比例，確定撥備覆蓋率和貸款撥備率最低監管要求。

　　資本充足性：按照不同類別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情況，確定撥備覆蓋率和貸款撥備率最低監管要求。

　　銀行業撥備率全景到底長怎樣

　　7號文的核心內容高度總結就是放寬撥備紅線：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由框死的每家150%，調整到部分銀行可享受120%~150%；貸款撥備率監管要求由每家2.5%，調整到部分享受1.5%~2.5%。

　　而監管認定各行貸款損失準備標準的指標有哪些？至少有業務特點、貸款質量、信用風險管理水平、貸款分類偏離度、呆賬核銷等五重因素。只有滿足了以上所有指標的銀行，才可以享受本次紅利。

　　我們先要對目前商業銀行的撥備情況有個全景上的概念，在此，我們擇取了A股25家上市銀行去年三季度末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數據（A股共有26家上市銀行，吳江銀行未披露該數據）。

　　數據顯示，其實銀行業的撥備覆蓋率，在去年已有部分松動的跡象。25家銀行中，有5家去年9月末撥備覆蓋率較年初有所下滑，其中浦發銀行下滑幅度最大。截至去年9月末，浦發銀行撥備覆蓋率較年初下滑34.55個百分點至134.58%，這也是A股上市銀行各類財報中出現的最低值。 

　　除浦發銀行外，工商銀行撥備覆蓋率也在去年9月末低于150%，為148.42%，彼時還引起了媒體廣泛關注。事實上該行撥備覆蓋率的歷史最低點出現在2016年9月末（136.14%），此后才環比上升。

　　整體來看，A股上市銀行撥備覆蓋率普遍高于160%以上，其中不乏南京銀行、寧波銀行甚至達到400%以上。如果以150%為紅線，去年9月末撥備覆蓋率較為接近紅線的只有華夏、民生、光大、平安4家股份行和中行、交行2家大行。

　　我們目前無法確切得知各家銀行的貸款分類準確性（主要體現在單家銀行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的比例）、處置不良貸款主動性（主要根據單家銀行處置的不良貸款與新形成不良貸款的比例）、資本充足性（根據資本充足率），所以很難對究竟哪些銀行可以享受到降撥備的紅利做出判斷。

　　最直觀作用：增厚利潤

　　綜合對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董希淼、華創證券債券研究員、申萬宏源銀行業分析師、某股份行資產負債部高管的采訪，增厚銀行利潤、鞭策更多銀行合規達標、提升銀行貸款積極性是 7號文對銀行業最主要的正面促進意義。

　　增厚利潤是其中最直觀的影響。

　　“不良開始回表，有更充分的暴露。在這個情況下，對貸款分類比較真實的銀行，適度調低它的撥備要求，其實是在維持銀行風險撥備覆蓋能力的同時，適度增厚銀行的利潤。這是（7號文）最直觀的一個好處，也有助于提高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說。

　　華創證券債券研究院則從7號文祭出的背景分析，倒推它將對銀行盈利產生的正面作用。“7號文推出的主要原因，應該是銀行利潤壓力大。如果銀行的貸款規模上升，不良率又下不來的話，等于計提的撥備就要上升。而現在銀行普遍負債成本上升快，利潤壓力大，計提撥備會使得銀行盈利壓力更大。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7號文可以緩解銀行的利潤壓力。”該研究團隊資深分析師告訴記者。

　　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董希淼則從更為橫向的比對角度，提出了7號文的意義：“從國際角度來看，世界上大概70%的國家將撥備覆蓋率作為法定監管要求，而這些國家的銀行，撥備覆蓋率的要求普遍在50%到100%之間，中位數應該是70%左右。從這個角度看，我國150%的這個部位覆蓋率要求是過高的。7號文設置了一個逆周期動態調節機制，科學合理對貸款撥備覆蓋率進行調整，有利于銀行業金融機構更好的做好風險跟收益的平衡，提高貸款積極性。” 

　　正如上文所說，我們并不能確切得知究竟多少銀行可以調低撥備覆蓋率，所以，我們也無法確切測算出7號文的實施會給銀行釋放多少利潤空間。但是，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個理論上的釋放利潤上限。由于公開數據是一個全行業水平，事實上不可能全行業都擁有降撥備的資格。

　　2017年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4%，而這一檔位已經延續了五個季度；不良貸款余額1.71萬億元，撥備覆蓋率181.42%。

　　依據1.71萬億的不良余額，撥備覆蓋率為181.42%，我們可以從數學角度（再次注意是理論角度，不是實際情況）上推導出銀行業去年末大概要計提3.1萬億用作貸款損失準備；而如果降低到最低值120%的撥備覆蓋率，則只用計提2.052萬億，也就是說，可以釋放最高1.05萬億的利潤。

　　再次說明：這是一個最高最高的理論值，實際情況會遠遠低于這個檔位。但不管如何，7號文增厚相關銀行的利潤是無疑的。“7號文對銀行利潤的增加作用是落在增量上，而不是存量上的回撥。銀行不需要存量利潤的回撥，只需要增量的撥備計提壓力的減少。”曾剛特別提示。

　　鼓勵銀行不再藏匿不良

　　所有的受訪人士皆指出，7號文的最大意義、也是深層意義在于，督促銀行更真實地暴露不良，并且更精準地分類貸款。

　　曾剛認為，在實踐當中，很多銀行的貸款偏離度是“很高的”。 貸款偏離度，是指貸款的賬面分類和真實分類的偏差程度，是衡量貸款分類準確性的逆指標，偏離度指標值越大，分類準確性越低；偏離度指標值越小，分類準確性越高。

　　一位股份行資產負債管理人士稱，銀行做小“逾貸比”（即逾期90天以上貸款與不良貸款比例），做大“逾期納入不良比” （即逾期90天以上貸款被納入不良貸款的比例）是“常見且可以理解”的。

　　受訪人士指出，現在監管層的意思很明朗，是要結合業務特點、貸款質量、信用風險管理水平、貸款分類偏離度、呆賬核銷等五大因素，對每一家銀行實施差異化管理。最重要的是，監管部門是要進行現場檢查、加強風險甄別的，如果發現不良貸款違規虛假出表等掩藏風險的情況，是要提高作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要求的。這就相當于鼓勵達標銀行，而督促不達標銀行早日合規。

　　“總之一句話，一切為了擠干凈不良水分。”上述股份行資產負債部人士告訴記者。

　　當然，深遠的意義或許還要時日才能體現，但對金融市場信心的提振已經很快顯現。受7號文消息刺激，今日（3月6日）午后債市打破盤整格局，國債期貨大幅收漲，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創兩個月新高，現券收益率明顯下行，10年期國開活躍券收益率最低報4.88%，創該券兩個月收盤收益率新低。

　　降撥備后，銀行的資產質量真轉好了嗎

　　不少受訪銀行業人士都表達出的一個分析是，下調撥備要求是當局對經濟信心和不良改善信心的確認，選擇此時調整只證明一點，“不良正在降，經濟正向好”。

　　從行業數據來看，商業銀行不良率在2012年至2016年間不斷上行，并于2016年三季度達到最高點1.76%，而2017年以來銀行不良率下降至1.74%，連續5個季度持平。其中，國有行、股份行、城商行不良率均低于行業平均水平，并呈現企穩下降趨勢，僅農商行不良率仍在走高。上市銀行不良率在2017年下降更為明顯，已公布去年業績快報的15家上市銀行中，有13家年末不良率較年初下降，環比來看，多數上市銀行去年末不良率較三季度末有所下行，資產質量改善趨勢明顯。

　　而從區域數據來看，資產質量在不同地區分化，但總體下降。從已披露信息的15個省市銀監局數據來看，風險暴露較早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不良率繼續回落，其中上海、浙江等地甚至出現連續兩年不良“雙降”。

　　具體來看，有6個已披露數據的省市去年出現不良“雙降”，包括浙江、廈門、北京、上海、山西和河南。其中，浙江、上海兩地均實現連續兩年“雙降”，廈門、河南則是近年來首次出現不良“雙降”。

　　以浙江地區（不含寧波）為例，去年末該地區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較年初減少近300億元，不良貸款率較年初下降0.53個百分點至1.64%，目前不良率水平已低于廣東（不含深圳）。江蘇雖然延續2016年不良“一升一降”，但去年末不良貸款余額僅較2016年初增長7.17%，不良貸款率卻由2016年初的1.49%連續下降至1.25%，企穩跡象明顯。

　　資產質量改善也對這些地區銀行業盈利情況形成較大的正面影響。從現有數據來看，廣東、江蘇、河南等地銀行業去年凈利潤均實現10%以上增長。其中，得益于4年來首次出現不良“雙降”，河南銀行業凈利潤連續兩年下滑的頹勢得以扭轉，去年全年實現凈利潤686.25億元，同比增長17.68%，增幅位居國內地區前列。

　　反觀東北、西南、山東等地，地區銀行業資產質量惡化的局面依舊未見好轉，吉林、山東等三個省不良率上升，拖累凈利潤下降。

　　總體而言，我國多省份不良開始調頭。為何不良率開始下降之后，銀監會才下調撥備率？市場的主流解讀是因為“十九大”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而化解銀行不良風險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內容，降低撥備率有助于銀行將更多的資金用于處置不良資產，同時也使銀行有更多的資金實力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則認為，此次下調撥備率或許還與2017年開始的銀行“表外回表”、資本金壓力急劇上升有關。“下調撥備覆蓋率有助于緩解銀行資本占用，有助于銀行表外資產順利回表，這會降低“表外回表”的摩擦成本，有助于金融市場平穩過渡。”

責任編輯：謝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