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

　　兩會傳遞出新時代重大信號：推進高質量發展，淡化經濟增速。在未來的投資機遇上，17、18年買有基本面的股票，19、20年買人口流動地方的房子。

　　3月5日，《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布。3月4日《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發布。

　　我們解讀如下：

　　中國經濟正處在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面臨前所未有的異常復雜的挑戰和機遇。在這片我們深愛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供給側改革正史詩般展開。成則時隔五百年重回世界之巔，敗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長黑暗。“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铘；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以高質量之名，打響三大攻堅戰。

　　兩會傳遞出新時代重大信號：推進高質量發展，淡化經濟增速；財政政策從支出轉向減稅，貨幣中性，去杠桿金融收緊；推動供給側改革，深化基礎性關鍵性制度改革。

　　未來十年，如果改革轉型成，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新經濟快速成長，美好生活消費升級。

　　一、2018年經濟目標：推進高質量發展，淡化經濟增速

　　《報告》提出：“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以內，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進出口穩中向好，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各類風險有序有效防控。”

　　1、2018年GDP目標定為“6.5%左右”，與2017年相比去掉了“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淡化經濟增速。

　　“從經濟基本面和就業吸納能力看，6.5%左右的增速可以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反映出政府對經濟的容忍度提高，更多看就業情況，首次將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經濟目標。該經濟目標考慮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即“兩個翻一番”的目標，簡單測算未來三年每年只需6.3%即可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穩增長壓力下降，并為高質量發展提供空間。但從我國經濟L型韌性強的實際情況看，2018年的實際經濟增速可能會高于目標，我們預計2018年GDP增長6.7%。

　　2、在淡化經濟增速目標的同時，強化高質量發展和經濟效益。

　　更加重視就業、居民收入、資源環境以及供給側改革推進。《報告》指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還不夠足，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發展質量和效益不夠高，一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民間投資增勢疲弱，部分地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金融等領域風險隱患不容忽視。脫貧攻堅任務艱巨，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在空氣質量、環境衛生、食品藥品安全和住房、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

　　3、在經濟社會目標中增加了宏觀杠桿率和風險防范。

　　即“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各類風險有序有效防控”，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脈相承，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放在三大攻堅戰之首。

　　二、宏觀調控：財政政策從支出轉向減稅，貨幣政策中性，去杠桿金融收緊

　　4、財政政策：下調赤字率，支出方向側重民生與三大攻堅戰，降個稅和企業負擔。

　　2018年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財政赤字率下調為2.6%，為2012年以來首次下調，絕對赤字規模與上年持平。我們認為，下調赤字率的原因主要是：宏觀經濟在2018年仍將保持較好態勢，名義GDP略有回落但仍將在10%或以上，財政增收有基礎；赤字率的信號意義較強，長期控制在3%以內，有利于控制宏觀杠桿率中的政府債務，有利于財政可持續；赤字率下降有利于為其他宏觀調控留出更多政策空間，以應對未來的風險。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綜合考慮一般預算赤字和專項債（不列入赤字，所以加回），2018年的實際赤字率為4.4%，略低于2017年的4.6%，對基建投資將產生壓力，但是非標、影子銀行清理帶來的影響更大。一方面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下調，但赤字規模仍與2017年持平為2.38萬億；另一方面，專項債券增加5500億至1.35萬億，連續三年擴大規模。主要原因：經過2017年的清理整頓，專項債券試點范圍擴大，發行更加規范、透明，具備擴大的基礎；截至2017年底，專項債券的余額低于限額約9400億，擴大專項債券規模仍在可控范圍；優先支持在建項目平穩建設。

　　積極財政政策的方向發生變化：從支出轉向減稅，更加側重民生和支持三大攻堅戰。2018年進一步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8000億和非稅負擔3000億。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改革完善增值稅按照三檔并兩檔方向調整稅率水平，重點降低制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稅率，提高小規模納稅人年銷售額標準。大幅擴展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范圍。大幅提高企業新購入儀器設備稅前扣除上限。實施企業境外所得綜合抵免政策。擴大物流企業倉儲用地稅收優惠范圍。繼續實施企業重組土地增值稅、契稅等到期優惠政策。進一步清理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標準。繼續階段性降低企業“五險一金”繳費比例。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降低過路過橋費用。加大中介服務收費清理整頓力度。

　　5、貨幣政策：穩健中性松緊適度，在M2指示意義失真的背景下未提增速目標，支持實體經濟。

　　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松緊適度，淡化M2和社融增速目標，去杠桿金融收緊。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推進，M2增速創新低，指示意義下降，不再提增速目標。M2 增速下降主要反映了去杠桿和金融監管加強取得初步成效，金融部門內部資金循環和嵌套減少。相對慢一點的貨幣增速仍可以支持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低增速將是常態。信貸上升社融下降表明監管趨嚴下表外回表，影子銀行體系融資將大幅收縮：信托貸款、委托貸款、資管計劃、基金子公司產品等通道業務面臨大幅下滑，表外理財、同業存單等影子銀行資金來源面臨收縮，表外回表帶來表內貸款上升以及銀行補充資本金壓力。房地產調控，居民抵押貸款下降。

　　更加強調結構化政策的使用，支持實體經濟。“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用好差別化準備金、差異化信貸等政策，引導資金更多投向小微企業、“三農”和貧困地區，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三、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基礎性關鍵性制度改革

　　6、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創新型國家。

　　重點發展：實施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發應用，在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發展智能產業，拓展智能生活。推動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飛機發動機、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發展，實施重大短板裝備專項工程，發展工業互聯網平臺，創建“中國制造2025”示范區。

　　7、去產能力度不減，去杠桿的重點在企業尤其是國企，供給側改革重點轉向去杠桿、補短板和降成本。

　　繼續破除無效供給。堅持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等法規標準，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今年再壓減鋼鐵產能3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左右，淘汰關停不達標的30萬千瓦以下煤電機組。加大“僵尸企業”破產清算和重整力度，做好職工安置和債務處置。加快消化糧食庫存。減少無效供給要抓出新成效。

　　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提出，去杠桿最重要是企業杠桿要有所下降，居民杠桿最主要是不要再增加。在企業杠桿中，國企杠桿率較高，雖然2016年5月以來工業國企資產負債率整體向下，但截至2017年底仍高于私營企業8.8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8、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扶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要抓重點取得明顯進展。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主要是金融風險、財政風險和房地產風險等。加強金融機構風險內控。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嚴禁各類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等行為。省級政府對本轄區債務負總責，省級以下地方政府各負其責，積極穩妥處置存量債務。健全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

　　金融風險的背后是財政風險，是國企、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帶來的問題，有激勵無約束。按照金融監管，金融機構不能給產能過剩的國企、地方融資平臺和不達標的企業提供融資，而影子體系卻可以向沒有約束的融資行為提供融資。當前，地方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主要是機制問題而非規模問題。化解金融財政風險關鍵是建立機制。如果不理順機制，打破“剛兌”，即使現在清理完地方債，以后同樣的問題還是會卷土重來。因此關鍵是建立機制，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建立對無效投資的約束，打破剛兌和隱性擔保，推動高質量發展。

　　加大精準脫貧力度。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280萬人。

　　推進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鞏固藍天保衛戰成果，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繼續下降。

　　9、加強金融監管，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優化調整金融管理職能和機構

　　《報告》指出：“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金融機構擴展普惠金融業務，規范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著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推動債券、期貨市場發展。拓展保險市場的風險保障功能。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指出：“加強和優化金融管理職能，增強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金融監管協調性，優化金融監管力量，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新監管改革主要是應對兩大挑戰和趨勢：分業監管不適應混業經營，貨幣政策盯通脹忽視資產價格。改革方向：貨幣政策保障幣值穩定，加強宏觀審慎保障金融穩定，加強微觀審慎保障個體金融機構穩定，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央行負責前兩個，金融穩定委員會負責第二個和監管協調，合并后的監管部門負責后兩個。補監管短板空白讓不該混業的交叉金融回歸本業，合并分業監管體系適應正常的混業經營趨勢。

　　2018年的主要挑戰是金融條件收緊：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國內財政整頓、影子銀行縮表、表外回表消耗資本、信貸上升社融下降。去庫存房價漲、去產能商品價格漲、去杠桿資金價格漲，預計2018年資金變緊變貴。

　　金融監管加強將重寫金融行業格局：影子通道業務全面收縮，服務實體、加強主動管理能力才有未來。金融去杠桿相當于金融行業去產能和擠水分。

　　10、建立健全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發展購租并舉，啟動新的三年棚改攻堅計劃。

　　《報告》指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地方主體責任，繼續實行差別化調控，建立健全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支持居民自住購房需求，培育住房租賃市場，發展共有產權住房。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啟動新的三年棚改攻堅計劃，2018年開工580萬套。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對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應保盡保，將符合條件的新就業無房職工、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保障范圍。”

　　11、房地產稅立法進程加快，預計2020年左右立法，遵循“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原則。

　　根據全國人大發言人張業遂的表態，房地產稅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和財政部牽頭組織起草，目前正在加快進行起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問題的論證、內部征求意見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健全地方稅體系，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

　　推出個人住房房地產稅，需要滿足6個前提條件，雖然條件仍不完全成熟，但堅持立法先行，立法進程在加快。一是開展全國的住房普查，掌握全國住房的基本情況。自1984年以來，中國迄今為止沒有進行一次全國性的住房普查，住房基礎信息薄弱。二是建立全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系統，準確及時的采集房屋登記和交易數據，實現全國聯網、實時查詢。三是統一界定房屋性質。由于歷史遺留原因，現存房改房、福利房、央產房、軍產房、小產權房、經濟適用房、集資房、兩限房等不同類型的房屋，產權性質差別大，稅基不統一。四是完成房地產相關稅種的改革。目前在房地產稅收環節，約有10個稅種，應重新設置建設、交易、保有環節稅賦，避免重復征稅。五是完成《城鎮住房保障條例》立法，清楚界定居民“基本住房標準”，以確定房產稅的免征條件。六是完成修訂《稅收征管法》，為依法治稅，提供依據。

　　由于2020年前要完成“稅收法定”任務，即目前以非法律形式存在的稅收制度在2020年前要立法。因此，預計房地產稅法出臺的時間可能在2020年左右，但實施的時間可能靠后，法律方案需要與社會大眾溝通奠定實施的社會心理基礎。在開征之后需建立房產稅監督機構，建立納稅申辯制度。為保證房產稅的公平客觀，對房產稅的采集及使用都需要監督，納稅人有途徑提出異議和申訴。根據財長肖捷的表態，房地產稅遵循“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即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更多授權省級政府確定各地的稅率等。

　　12、財政體制改革2018年將繼續推進，主要是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個稅改革、績效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繼續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抓緊制定收入劃分改革方案，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個人所得稅。全面實施績效管理，使財政資金花得其所、用得安全。

　　13、提高個稅起征點，從分類征收轉向綜合與分類征收相結合。

　　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勞動增加收入、邁向富裕。當前個稅按照11大類分類征收，改革的方向是走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

　　14、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加快要素市場化和金融改革。

　　《報告》指出：要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改革試點，繼續推進國有企業優化重組和央企股份制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制度。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增強企業家信心。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加快技術、土地等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深化資源類產品和公共服務價格改革，打破行政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金融機構擴展普惠金融業務，規范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推動債券、期貨市場發展。拓展保險市場的風險保障功能。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15、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統籌設置黨政機構，部分黨政機構合署辦公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指出：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黨內監督和國家機關監督、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有機統一，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清理和規范各類行政許可、資質資格、中介服務等管理事項，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放寬服務業準入限制，優化政務服務，完善辦事流程，規范行政裁量權，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提高行政效率。精干設置各級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科學配置權力，減少機構數量，簡化中間層次，推行扁平化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高效率組織體系。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指出：1）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要加強黨對涉及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優化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負責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加強和優化黨對深化改革、依法治國、經濟、農業農村、紀檢監察、組織、宣傳文化、國家安全、政法、統戰、民族宗教、教育、科技、網信、外交、審計等工作的領導。其他方面的議事協調機構，要同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設立調整相銜接，保證黨中央令行禁止和工作高效。2）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根據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要求，科學設定黨和國家機構，準確定位、合理分工、增強合力，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工作重合。黨的有關機構可以同職能相近、聯系緊密的其他部門統籌設置，實行合并設立或合署辦公，整合優化力量和資源，發揮綜合效益。

　　16、促進區域協同發展，以高質量的城鎮化帶動經濟發展。

　　《報告》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重點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引領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出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

　　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進“城中村”、老舊小區改造，完善配套設施，鼓勵有條件的加裝電梯。加強排澇管網、地下綜合管廊等建設。”

　　四、未來十年中國展望：新時代新周期、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新經濟快速成長、美好生活消費升級

　　17、經濟規模已達12萬億美元，快速崛起，2027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重回世界之巔，改變全球版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

　　2017年中國GDP規模達到82.7萬億元，相當于12.2萬億美元，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中國離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2017年GDP為19.3萬億美元）的距離在快速縮小。2017年中國GDP增速為6.9%，雖然低于1978-2008年增速換擋前高增長時期的年均9.8%，但仍遠超美國的2.3%。

　　美國、中國占全球經濟比重分別為23%、15%，排在第三的日本占比僅為5.5%，不及中國的零頭，全球正進入中美主導的巨頭時代，大象起舞。

　　如果按照6%左右的增速再增長十年左右，即大約在2027年前后，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隔五百年重回世界之巔，深刻改變全球政經格局和治理版圖。

　　在偉大崛起過程中，中國必須銳意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立國戰略應以務實的內部目標為主。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中國正在開展的改革將奠定未來30年內圣外王的基礎。

　　未來十年注定是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也將面臨史無前例的異常復雜的挑戰和機遇。中國最大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韜晦孤立、競爭對抗、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站、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需要卓越偉大的領導人、凝聚人心的夢想愿景、高超的戰略智慧、堅決靈活的執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18、人均GDP達到8800美元，如果轉型成功，2022年前后跨入發達國家俱樂部。

　　2017年中國人均GDP為59660元，比上年增長6.3%。如果以美元計價，2017年人均GDP為8800美元。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是1.26萬美元。

　　如果中國能夠轉向成功，按照6%左右的速度再增長5年左右，大約在2022年前后中國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發達國家俱樂部。一個14億人口的超大型經濟體從起飛、轉型、到跨越，這將是人類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19、經濟結構發生巨變，傳統行業筑底轉型，新動能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全球最好的新經濟就在中美，全球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

　　2017年全部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6.4%，傳統行業正在筑底。其中，紡織業增長4.0%，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增長3.8%，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增長3.7%，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增長0.3%，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長3.0%。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經濟快速崛起，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0%，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3.4%。全年新能源汽車產量69萬輛，比上年增長51.2%；工業機器人產量13萬臺（套），增長81.0%；民用無人機產量290萬架，增長67.0%。全年規模以上服務業中，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入41235億元，比上年增長17.3%。

　　全年網上零售額71751億元，比上年增長32.2%。全年完成郵政行業業務總量9764億元，比上年增長32.0%。全年完成電信業務總量27557億元，比上年增長76.4%。電信業全年新增移動電話交換機容量23646萬戶，達到242186萬戶。年末全國電話用戶總數161125萬戶，其中移動電話用戶141749萬戶。移動電話普及率上升至102.5部/百人。移動寬帶用戶113152萬戶，增加19077萬戶。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246億G，比上年增長162.7%。互聯網上網人數7.72億人，增加4074萬人，其中手機上網人數7.53億人，增加5734萬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其中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5.4%。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完成軟件業務收入55037億元，比上年增長13.9%。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資料來源：統計局。

　　資料來源：統計局。

　　20、邁入消費主導的發展階段，開啟美好生活。

　　消費對經濟貢獻越來越大。2017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7.9%、40.5%、51.6%。全年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8.8%、32.1%、9.1%。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消費升級態勢明顯。201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6262億元，比上年增長10.2%，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7%。其中，化妝品類增長13.5%，中西藥品類增長12.4%，家具類增長12.8%，通訊器材類增長11.7%，建筑及裝潢材料類增長10.3%。

　　資料來源：統計局。

　　未來中國消費空間巨大，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孕育大量投資機會：從住行向服務消費升級，買健康快樂和不油膩的品質美好生活；服務業占GDP比重已超過50%；消費增速已超過固定資產投資；經濟新周期，居民就業和收入改善；13.9億人口的龐大市場與規模效應；一二三四五六線城市的梯度效應。

　　21、2018年宏觀展望：新時代  新周期

　　與重回衰退的過度悲觀論和馬上復蘇的過度樂觀論不同，我們判斷2018年中國經濟處在L型的筑底期和調整期：向下的力量來自財政清理整頓拖累基建、金融監管加強影子銀行縮表、房地產調控銷售下滑、MINI去庫存周期，同時向上的力量來自美歐日經濟復蘇改善外貿、供給側去產能企業盈利改善為新一輪高質量產能擴張周期積蓄力量、房地產去庫充分后再度補庫存支撐投資、美好生活的新一輪消費升級等。 

　　從供求平衡的角度，我們總的判斷是：供給側繼續出清，但需求側有所弱化（庫存、基建和地產），經濟略有回調但幅度不深，經濟L型韌性（消費、出口和產能投資），通脹有預期但壓力不大。 

　　中國經濟呈周期性和結構性雙筑底：產能周期筑底，庫存周期調整；傳統行業筑底，新興行業崛起；金融周期下半場，新周期上半場。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wind

　　總的判斷，2016-2018年經濟L型筑底。2018年L型筑底調整期。2019年隨著新一輪補庫周期開啟、新一輪高質量產能周期崛起、房地產調控與金融監管影響衰減和改革紅利釋放，新周期有望確立。 

　　2018年政策組合：貨幣中性+財政整頓+監管加強+改革推進。 

　　潛在風險：金融條件收緊是主要挑戰；資金變緊變貴；加強金融監管短期經濟承壓長期有利于持續健康發展；沖擊金融市場股債市場波動性放大。

　　未來機遇：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健康、娛樂、互聯網消費、三四五六線、二胎、新時代四大發明等；大企業兼并小企業，回收現金流，才能在年底-2019年收割市場；大類資產配置：17、18年買有基本面的股票，19、20年買人口流動地方的房子；商品價格高位調整但幅度不深，供求格局改善繼續修復企業盈利和資產負債表；房市調整到2018下半年-2019年，城鎮化率58.5%，空間很大，人往城市群都市圈流入；股市緊緊擁抱業績，堅守價值投資；債市有配置價值；人民幣匯率：中期強勢。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