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羅志恒、原野

　　近年來，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持續向縱深推進，但是新問題新挑戰接踵而至。其中，“內卷式”競爭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不容忽視的現象，受到中央高度關注。

　　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25年重點任務時再次強調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分析“內卷式”競爭的核心特征、行業分布并探尋深層次原因、對癥下藥，極為必要。

　　何為“內卷式”競爭？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企業通過競爭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但是如果陷入到簡單的價格競爭，而非品牌、質量等非價格競爭，以至于價格是唯一的競爭方式，此時就出現了內卷式競爭。所謂“內卷”，即微觀主體在存量博弈中，付出努力但并沒獲得成比例收益的現象。在經濟學語境下，“內卷式”競爭是指企業為爭奪有限的資源，進行無效或過度競爭，導致產業整體效益低下，難以突破發展壁壘、演進到更高形態的現象。概括來說，“內卷式”競爭是一種低水平、低效率的同質化競爭，主要有兩個表現特征。

　　一是同質化競爭，企業重復建設、跟風擴產造成階段性產能過剩。過去這類情況主要集中在水泥、建材等傳統行業，近年來在光伏、鋰電池等新興行業中也有抬頭跡象。

　　二是低水平、低效率的競爭，企業間通過相互壓價以獲取市場份額，導致行業整體利潤水平下滑。以汽車行業為例，根據乘聯會數據，新能源汽車零售價格從2023年的18.4萬元下降到2024年的17.2萬元，同比下降6.5%，而整個汽車行業利潤卻在持續下滑。2018年至2021年，規模以上汽車制造業企業的營業利潤率在6%-7%之間，2024年12月已經降至4.2%。

　　當前，日益增多的“內卷式”競爭現象正在不同程度地帶來產品質量下降、創新投入不足、資源低效配置等問題。如不及時干預和矯治，長此以往，會引發“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破壞產業生態，威脅行業健康，甚至削弱“中國制造”的創新能力、發展動力和增長潛力。

　　中國摩托車企業在海外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生動的寫照。1999年前后中國摩托車企業開始利用云南、廣西邊境貿易、出口貿易等方式進入越南市場。由于運輸成本、勞動力紅利等因素，中國摩托車“物美價廉”，一舉擊敗鈴木、雅馬哈等日本企業。2002年中國出口到越南的摩托車達到19.2億美元，市場占有率逼近90%。占領越南市場后，中國摩托車企業并沒有進行持續的技術突破和品牌建設，而是為了爭奪市場份額開啟“內卷式”競爭，大打“價格戰”。最終由于產品質量不穩定和安全事故的出現，中國摩托車口碑、風評逐漸被日本品牌趕超。2006年，日本摩托車企業重新奪回越南市場，市場占有率達95%以上，中國摩托車企業只能面對“敗走麥城”的命運，市場份額縮小至約1%，中國品牌的國際形象也受到影響。

　　哪些行業存在“內卷式”競爭？

　　觀察哪些行業存在“內卷式”競爭可以從產能利用率和銷售難易程度兩個特征指標入手。

　　一是觀察產能利用情況，產能利用率低于歷史平均水平，說明出現了產能閑置、供需失衡的問題，可能行業內正面臨較嚴重的“內卷式”競爭。

　　二是觀察毛利率和銷售費用率的綜合情況。除了階段性產能過剩，“內卷式”競爭的另一表現特征是低水平、低效率的競爭，即企業通過價格廝殺、過度營銷爭奪市場份額，但行業整體利潤水平沒有顯著提升甚至出現下滑。顯然毛利率和銷售費用率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兩個指標。行業毛利率趨勢性下行，同時銷售費用率上行，則說明該行業存在“內卷式”競爭。

　　現實企業經營中，毛利率下行時期，企業也會壓降銷售費用以至于銷售費用率下降，僅僅憑借毛利率或者銷售費用率單一指標的走勢，很難判斷哪些行業存在“內卷式”競爭。而將毛利率減去銷售費用率，構建銷售難易度這一指標或能有效刻畫“內卷式”競爭行為。當前經濟環境下，如果一個行業沒有“內卷式”競爭，那么它的銷售費用率基本跟隨毛利率同步下降，銷售難度沒有顯著變化；而如果一個行業“內卷”很嚴重，那么它的銷售費用大概率難以同步下降，表現為毛利率相對銷售費用率降得更多，即（毛利率-銷售費用率）更低，銷售難度顯著提升。

　　產能利用情況：整體看，2022年后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趨勢性下滑。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7.5%，2022年為75.6%，2023年中樞進一步下降。至2024年，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5.0%，不僅低于2021年水平，較2016年以來的歷史平均水平的75.7%仍低0.7個百分點。

　　分行業看，供需失衡問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中下游行業。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3個制造業大類行業中，7個行業存在產能利用不足情況，其2024年產能利用率顯著低于2016年以來的歷史平均水平。其中，6個行業位于制造業中下游，占比85.7%（如圖1所示）。汽車制造、電氣機械、計算機電子等中游裝備及資本品制造業產能利用不足的問題突出，產能利用率分別較歷史均值低4.0個、2.9個和1.3個百分點。食品、生物醫藥等下游消費品制造業產能利用率較歷史均值低2.8和1.0個百分點。此外，需求高度依賴房地產部門的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供需失衡情況較為突出，2024年產能利用率僅為62.2%，較歷史均值低5.9個百分點。

　　銷售難易程度：整體看，2021年后中國制造業企業的銷售難度不斷加大，客觀上導致了內卷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經濟效益指標計算，2024年制造業企業銷售難易程度指標（1月-12月累計毛利率-銷售費用率）為11.9%，顯著低于2021年的13.2%，且較2018年以來歷史均值12.5%低0.6個百分點（如圖2所示）。這一指標越低，說明銷售難度越大。

　　分行業看，近年來銷售難度加大的行業基本與出現產能閑置、供需失衡的行業一致。中下游汽車制造、電氣機械、計算機電子、食品制造、農副食品加工、紡織業等行業是低效競爭、無序內卷的“重災區”；上游黑色、有色、非金屬礦物制品行業的市場競爭環境也出現顯著惡化（如表1所示）。

　　例如，汽車制造業近兩年銷售難易程度均值較歷史平均水平下降1.1個百分點，說明銷售難度明顯提升，行業過度營銷、內卷嚴重，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同時，比亞迪、賽力斯等頭部車企，因銷售快速擴張，銷售費用增長明顯，已經進入2024年銷售費用絕對規模排名前15的上市公司行列（見表2），而2021年銷售費用排名前列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壟斷性企業和依賴渠道銷售的家電企業。頭部車企有毛利率保障尚且在瘋狂“卷銷售”，比亞迪銷售費用率從2021年9%左右提升至14%左右，中腰部企業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

　　與低效競爭對比鮮明的是酒水飲料、運輸設備制造等行業。以白酒行業為例，雖然當前喝白酒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但我們觀察到白酒行業的銷售難度并沒有顯著加大，一定程度上歸因于差異化競爭和品牌建設。2023年白酒行業銷售量下降5.1%，銷售收入增長9.7%，凈利潤增長7.5%。

　　結合產能利用情況和銷售難易程度，大致可以認為，存在產能閑置問題且銷售難度加劇的行業已經面臨較嚴重的“內卷式”競爭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類：

　　一是與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重疊度較高的裝備制造業，典型行業為汽車制造、電氣機械和計算機電子制造業。這些行業普遍屬于政策支持力度大、技術更新迭代快且符合制造業轉型升級方向的行業，但近年來產能相對過剩、低效競爭的問題較明顯，行業“內卷式”競爭嚴重。

　　二是貼近居民終端需求的下游消費品制造業，典型行業為食品制造業。疫情后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導致食品制造業產能利用不足；同時，物價持續低迷，食品制造企業利潤空間受限，企業為爭奪存量市場加大競爭力度。

　　三是與地產鏈密切相關的原材料制造業，典型行業是以水泥、玻璃為代表的非金屬礦物制品業。2021年以來，房地產行業進入趨勢性下行，導致水泥、玻璃等原材料需求快速衰減，供需失衡情況明顯；加上企業大打“價格戰”，水泥、玻璃價格長期下滑。2024年12月水泥熟料的產能利用率僅為43.4%，較2020年以來峰值（83.7%）下降近一半。2024年玻璃現貨均價為1463.91元/噸，較2021年均價2488.57元/噸跌去近一半。

　　此外，部分行業屬于“內卷式”競爭潛在風險較大的行業，也需予以高度關注。

　　一是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加工業。相關行業供給過剩、產能閑置問題尚不突出，但行業內已出現企業競相壓價、銷售難度快速提升、行業利潤明顯下滑等問題。一方面，以鋼鐵為代表的黑色金屬加工業產能利用率保持在高位，主要由于黑色金屬更多受到基建部門及制造業的影響。近年來財政持續發力，基建投資保持較高增速，一定程度上對沖了房地產需求下滑對黑色金屬加工業的沖擊。另一方面，鋼鐵企業利潤下滑明顯，企業粗放、低水平地追求規模效應，靠打“價格戰”搶市場，銷售難度加大，“內卷式”競爭已現端倪。黑色金屬加工業是毛利率下滑幅度最大的制造業行業，規上企業近三年毛利率均值為4.5%，而歷史平均水平為7.0%。同時，鋼材價格持續走低，2024年12月中國鋼材價格綜合指數處在2005年以來的20%分位點以下。

　　二是生物醫藥制造業。相關行業銷售難度并沒有顯著改變，但行業本身競爭激烈且階段性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生物醫藥行業的企業集中度較低，產能閑置問題突出，仍然存在陷入“內卷式”競爭的潛在風險。生物醫藥上市公司營業收入最高的四家企業占比僅為18.5%（2024年三季報數據）；同時企業存在同質化競爭問題，產能利用不足，如目前中國創新藥研發均集中在PD-1等熱門靶點上。

　　“內卷式”競爭的成因

　　近幾年“內卷式”競爭的出現，并非是企業、雇員變得更“急功近利”所致，并非是個體行為突變所致，其背后有深刻的宏觀經濟背景，受經濟周期變化、體制機制問題和技術發展規律綜合影響。

　　第一，經濟周期層面，短期面臨需求不足和供需錯配問題，長期面臨經濟發展范式轉變。

　　短期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國外需求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以及部分行業的供需錯配導致“內卷式”競爭出現。

　　一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物價低迷，使得供需矛盾有所激化并持續存在。2024年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10.6%，連續三年負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5%，低于2019年約8%的增長水平。內需不足進而引發物價持續低迷，反過來再次影響經濟。物價水平偏低不僅影響企業營收和利潤；還加劇居民觀望情緒，直接抑制消費；更導致實際利率抬升，使得居民、企業等微觀主體將資金用于提前還債，而不是消費、投資。

　　二是國際循環不暢，外需的不確定性較高，壓縮企業海外市場空間。中美關系已從“供需互補”轉向“需求爭奪”，美國對華加征關稅，試圖排擠中國供給。近年來，中國企業依靠出海、轉口貿易、轉嫁成本等方式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出口保持較高增速；但不可忽視搶出口、以價換量等因素的支撐，出口的“韌性”有可能因為產業鏈供應鏈某個環節的“脆性”而發生逆轉。中國想要持續憑借“世界工廠”的地位獲得全球化紅利的難度不斷提升，海外市場對中國產品的承接能力和意愿下降。對海外布局滯后的企業而言，產能要在國內全部消化，市場空間被極大地壓縮，更容易出現“內卷式”競爭現象。

　　三是部分新興產業還存在供需錯配的問題。一方面，新興產業的需求仍在培育期，由于技術仍未穩定、配套措施仍不完善，需求釋放較為緩慢。如新能源汽車存在里程續航焦慮，光伏發電的高波動性會對電力系統穩定供能造成風險等。另一方面，2020年前后，國內經濟復蘇、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出口中高速增長等因素支撐下，新興產業產能擴張較快。需求緩慢釋放，但供給快速擴張，導致短期內出現了供過于求的問題。

　　長期看，中國經濟正經歷兩大轉變，天然帶來階段性的供需矛盾。

　　“內卷式”競爭由供需矛盾所致，但供需矛盾說到底是中短期問題，背后是經濟增速換擋產生了摩擦，同時遇到外生沖擊，使供需矛盾在短期內快速被反映出來。因此，“內卷式”競爭問題追根溯源在于中國經濟正經歷要素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兩大深層次轉變。

　　一是要素結構轉變，從勞動相對過剩變為資本相對過剩。過去中國勞動力相對過剩，資本較為稀缺；市場化改革下，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得到解放，并開始流動，形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和動力。廣大勞動力背后是千千萬萬個青壯年的購房置業需求，房地產市場得以快速發展；同時低廉的勞動力疊加全球化資本流動，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回看中國經濟增長之路，正是在引進外資的同時，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進而開啟的工業化、城鎮化之路；走的是“市場換技術”“勞動換資本”的路徑。

　　然而2010年前后，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發生逆轉，勞動力變得相對稀缺，資本出現過剩。從勞動力看，2010年勞動人口占比達到74.5%的峰值，其后開始下降；近幾年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也開始下降，總人口連續三年負增長。從資本看，中國企業、中國資本不斷開拓海外市場，資本收益邊際遞減，部分資本出現過剩。當勞動力和總人口下降、老齡化率上升，需求自然下行；資本相對過剩則導致生產能力過剩。要素結構變化天然會導致“階段性”需求不足、供給相對過剩的問題。

　　二是經濟增長動能、發展模式轉變，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產業主體從房地產變為新質生產力，相應地發展模式從投資拉動模式轉向消費、創新驅動模式。轉變必然產生摩擦，房地產行業和新質生產力相關行業對人才的需求截然不同，由此帶來持續的摩擦性失業，進而對居民就業、收入產生沖擊，也造成需求不足的問題。

　　第二，制度和政策層面，地方政府干預行為扭曲了市場進入成本，制約了市場出清功能。

　　一是短期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出于“政績宣示”等動機，以稅收優惠等差異化政策開展招商引資的“逐底競爭”，扭曲行業進入成本，助推產業資本的無序擴張。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某些熱門產業項目，以展示其對上級指示的貫徹落實，給出不切實際的稅收、用地等優惠，忽視本地實際情況和產業規劃的科學性，嚴重扭曲了行業的進入成本，導致產業結構失衡、重復建設等問題，引發“內卷式”競爭。

　　二是地方保護主義與破產重整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影響產業出清速度，使得供需矛盾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理論上，市場會自發出清經營不善的企業以達到供需再平衡。但相關企業可能是地方納稅大戶，或關系地方就業問題，或是上市公司與政績宣傳掛鉤，因此政府可能會通過各種手段來維系這類企業的存活空間，如進行補貼或開列采購目錄等，導致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失效。

　　第三，技術發展層面，技術創新跳躍式發展規律，天然導致結構性產能過剩，新興產業尤其突出。

　　技術創新過程往往具有不連續性和間斷性，主導技術的突破呈現跳躍式發展規律。主導技術產生之前，往往存在不確定的多種技術路線，企業為了應對技術變革帶來的沖擊，會“多線押注”，增加投資擴展產能。如生產三元電池的企業，也會進行鈉電池、固態電池的布局。一旦新主導技術出現，企業現有的生產線可能尚未投產或回本便已落后，這些生產線又無法改造為先進生產線，于是企業便只能新建生產線，從而導致落后產能難以淘汰、先進產能持續新增、總產能不斷擴張。

　　新興產業技術迭代周期更快，由技術路線轉換引發的結構性供需矛盾表現更為突出，這也是為什么“內卷式”競爭在計算機電子、汽車制造等與新興產業重疊度較高行業出現的原因。如光伏行業，TOPCon成為目前主流技術不過三年時間，它取代的是此前的PERC技術，而更新的HJT技術已經在快速發展。HJT技術是低溫工藝，而TOPCon是高溫工藝。一旦HJT技術完成大規模產業化，那么TOPCon技術相關產線將快速淪為“過剩產能”。

　　如何整治“內卷式”競爭？

　　第一，短期內加強逆周期調節擴大內需，長期內推動“國資-財政-社?！甭搫痈母?，加大國資上繳財政并專項用于建設社保體系

　　短期舉措：一是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擴圍至“出口轉內銷”產品和服務消費，通過適當的財政補貼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意愿。二是財政政策應考慮從以投資為主轉向投資與消費并重，加大對二孩以上家庭、失業青年群體以及城鄉居民領取養老金等特定群體的補助，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并提振消費。三是加強新興產業供需適配度，通過完善基礎設施、擴大場景應用等方式，加速釋放新興產業的需求。

　　長期舉措：一是進一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報酬占比，提高居民部門收入占比；財政支出結構要向民生和“勞動”傾斜，降低財政供養人員和基建支出比例，從以“物”為主走向以“人”為主，更多投資于人，當然東部地區仍有必要擴大投資。二是推動“國資-財政-社?！甭搫痈母?，大幅提高國資上繳財政比重，專項用于社保體系建設，逐步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至低保水平，既解決社保問題又解決資金來源問題。三是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破除土地、勞動力、數據等要素資源流動中存在的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現象。如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穩定農民工預期，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等。四是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對需求的牽引和創造能力，滿足居民對更高質量產品的需求。四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讓企業敢于投入研發創新，嚴厲打擊侵犯企業知識產權的行為，降低企業的維權成本，形成企業間價格、質量等多維度的良性競爭格局。

　　第二，優化地方政績考核體系，改革行業自律機制。一是轉變地方政府的發展觀和政績觀。要把更多體現新發展理念的指標融入地方政府考核體系當中，綜合考慮產值、科技投入、與主導產業契合度等多維度指標。要加緊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落實落細國家發改委2024年12月發布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相關要求，規范管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避免低層次重復建設。推動國務院2024年6月發布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等法規政策的執行到位，或可開展《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效果大督查行動。

　　二是改革行業自律機制。首先，通過制定行業標準和規則，規范市場行為，形成廣泛共識，遏制惡性競爭。其次，通過鼓勵企業開展差異化競爭，找準自我定位，增強核心優勢，開辟新賽道，進入高水平競爭狀態。如福耀玻璃是差異化競爭的典型案例，其專注于生產汽車玻璃，避免了在建筑玻璃領域卷價格，目前其汽車玻璃市場占有率在全球超30%、中國60%以上，2023年凈利潤56億元，成為細分領域的頭部企業。

　　三是鼓勵引導地方政府、國央企做好表率作用，積極落實中央精神，響應行業協會的倡議?，F實中，行業協會制定了行業參考價，但由于缺乏硬約束，不少企業并未采納。同時，部分國央企采購方仍延續低價中標的思維，忽視產品性價比，對行業協會的問詢監督未予以充分考慮，助長行業“內卷式”競爭的氛圍。

　　第三，根據不同行業技術發展規律，分類施策進行供給側引導，并加大對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

　　對于傳統產業而言，提高技術標準，嚴控新增產能，鼓勵企業進行錯峰生產或自愿減產。

　　一是對于水泥等啟停成本低的行業，可進一步落實錯峰生產等安排；對于鋼鐵等啟停成本高的行業，鼓勵企業進行自愿減產。水泥生產過程是固態煅燒，可實現低成本的動態生產調整，能夠開展錯峰生產；而玻璃、鋼鐵的生產過程處于液態熔融狀態，開窯點火需要投入大量的能源動力升溫，停窯要解決降溫等問題，窯爐通常會連續生產8年-12年，更適合鼓勵其進行冷修技改，進而減產限產。

　　二是堅持標準引領、有序提升，提高生產、技術、安全、能耗、環保、質量等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水平，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加快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產能結構優化。

　　對于新興產業而言，技術迭代速度快，天然易產生結構性供需矛盾，不宜采取“大刀闊斧”的行政干預；應提高對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突破技術周期，才能引致增量需求，同時支持行業進行并購重組，暢通市場化退出機制，給予更多時間和空間。

　　一是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全面落實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稅收優惠、固定資產加速折舊、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等支持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

　　二是支持企業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鼓勵專精特新企業參與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利用財政資金設立的科研項目；鼓勵企業技術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共性技術平臺面向專精特新企業開放儀器設備資源；支持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參與重點產品的研發過程等。

　　三是支持企業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如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設立專業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機構，建立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庫并向企業開放。

　　四是支持龍頭企業對問題企業并購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促進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改善供求關系，防止“內卷式”競爭。

　　來源：《財經》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注冊會計師，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學博士。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第三名（團隊）。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財政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