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溫彬團隊

　　摘要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跨境電商步入黃金時代。過去幾年，各國對低價值進口貨物施行免稅政策，跨境電商平臺借此實現了稅收優惠與通關便利。2024年以來，多國相繼取消小額包裹免稅，4月2日，美國亦宣布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額包裹免稅。海外營商環境已然改變，跨境電商平臺如何破局亟待探討。

　　2020年以來，疫情催化下全球線上購物需求激增，跨境電商出口迎來機遇期。2018-2024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增長了1.5倍，成為了拉動外貿增長的新引擎。從國別看，美歐是我國跨境電商出口的主要區域。從產品看，跨境電商平臺為傳統外貿注入了新的活力，服飾鞋履、3C電子、家居等行業出口占比超六成。

　　海外政策變化對跨境電商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取消小額包裹免稅，主要影響以“境內集運倉+空運直郵”為運輸方式的跨境電商全托管模式，導致關稅成本上升、清關時效延長，“海運+海外倉”的半托管模式優勢凸顯。二是以國家安全、數字風險為由對跨境電商平臺開展調查，大型電商平臺在多國面臨罰款及下架風險。

　　跨境電商的破局之道在于“靈活應變”與“長期主義”的結合，通過分散市場、打造供應鏈韌性、合規經營應對短期挑戰，同時以品牌塑造、技術升級和全球化視野構建長期競爭力：一是分散單一市場風險，在需求端拓展非美市場，在供給端加速向海外轉移供應鏈；二是提升合規經營能力，避免法律風險；三是轉變運營模式，加速海外倉建設；四是轉變低價競爭策略，推動品牌化轉型與差異化競爭。

　　商業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有必要順應跨境電商發展趨勢，創新服務模式，完善金融產品體系，助力跨境電商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重點解決跨境電商企業融資難、資金流動效率低、匯率波動風險高、信用體系不完善等問題。

　　伴隨互聯網興起，跨境電商步入黃金時代。B2B到B2C的范式轉變，為中資電商平臺角逐國際市場創造了歷史機遇。新興的跨境電商“四小龍”（速賣通、TEMU、TikTok、SHEIN）嶄露頭角，其創新推出的全托管與半托管模式為大量中小賣家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便捷平臺，全國跨境電商數量迅速擴張。期間政策也加大了支持力度，跨境電商連續12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促進跨境電商發展成為“穩外貿”重要抓手。 

　　過去幾年，全球主要國家對低價值進口貨物施行免稅政策，跨境電商平臺得以借此政策窗口實現稅收優惠與通關便利，尤其是借助美國800美元以下小額包裹免稅政策規避美國對華高關稅。不過，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關稅沖突四起，作為新興貿易業態的跨境電商亦不免遭受沖擊。4月2日，特朗普公布了其“全球對等關稅”計劃，同時宣布取消小額包裹免稅政策。海外營商環境已然發生變化，跨境電商平臺如何破局亟待探討。

　　本文回顧了跨境電商發展歷程與現狀，剖析海外政策變化對跨境電商平臺的影響，提出企業的應對之策，最后從銀行視角探討了金融如何支持跨境電商可持續發展。

　　一、跨境電商發展歷程與現狀

　　（一）跨境電商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萌芽階段（1999-2003年）：1999年，阿里巴巴國際站成立，標志著跨境電商初具雛形。其通過建立網站和黃頁連接將產品展示與撮合線上化，極大提升了買賣雙方的溝通效率，但交易環節仍在線下，B2B模式是主流。

　　起步階段（2004-2012年）：2004年敦煌網上線，擺脫了純信息展示的線上平臺功能，支付、物流等環節逐步實現線上化，上下游產業鏈的打通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蘭亭集勢、速賣通、易寶等B2C企業應運而生，跨境電商零售模式初步形成。

　　成長階段（2013-2019年）：在政策和技術的雙輪驅動下，跨境電商平臺、服務商和產業鏈全面爆發。2013年，商務部首次發布《關于實施支持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有關政策意見的通知》，跨境電商被提升至戰略層面，2014年首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在杭州設立。與此同時，跨境電商打通了選品、營銷、運營到售后的全鏈條服務，跨境物流與支付環節效率大幅提升，B2C平臺、保稅倉、海外倉、獨立站在此階段快速成長。

　　成熟階段（2020年至今）：疫情催化下，全球線上購物需求激增，跨境電商出口迎來機遇期。與此同時，國內加大跨境結售匯、稅收、退貨、退稅、海外倉、知識產權等多維度政策扶持，積極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期間，跨境電商四小龍Temu（拼多多）、SHEIN、TikTok（字節跳動）和速賣通（阿里）憑借創新的模式、領先的服務、高性價比的產品開啟爆發式增長。

　　（二）跨境電商成為外貿增長的新引擎

　　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快速增長，對外貿貢獻度明顯提升。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由2018年的1.06萬億擴大至2024年的2.63萬億，增長了1.5倍，顯著高于外貿整體增速，成為了拉動外貿增長的新引擎。但進出口表現有所分化：跨境電商進口年均增長3.9%，且僅2019、2020年增速較快，2021年以來便停滯不前；出口年均增速高達25.7%，成為跨境電商高增長的主力。2023年，跨境電商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已達到7.7%。

　　美歐是我國跨境電商出口的主要區域。從2023年數據來看，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法國合計占出口總額近6成。美歐是全球消費能力最強區域，電商滲透率高、支付物流等基礎設施完善，成為中資電商平臺切入國際市場的首站。但新興市場也保持快速增長。新興市場人口基數大、消費潛力強、電商市場迅速擴大，疊加“一帶一路”、RCEP等區域經濟合作平臺支持，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已成為跨境電商版圖擴張的重點區域。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亞太新興市場占比均超過2%

　　跨境電商成為傳統行業出口的重要渠道。2023年，消費品出口占跨境電商出口比重達97.3%。B2C端前三大出口品類分別為服飾鞋履、3C電子、家居，合計占比超六成。B2B端以工具設備、輕工紡織、家居、電子產品出口為主，合計占比近七成。3C電子、服飾鞋履、家居亦是我國商品出口的主要品類，涵蓋了所謂服裝、家具、家電“老三樣”，這些行業過去主要依托勞動力、土地、能源等方面的成本優勢。中資海外電商平臺則為傳統外貿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幫助企業直接觸達更廣泛、更下沉的海外消費群體，另一方面，消費者對產品要求的及時反饋亦帶動中國賣家推出更多差異化、高品質的產品，品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

　　跨境電商與產業融合持續深入，初步形成了跨境電商產業集群。跨境電商依托傳統產業帶，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實現“前店后廠”模式；出口活躍地區的港口物流等基礎設施較為完善，能夠有效降低跨境賣家的運輸成本。目前，在傳統產業帶及出口大省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山東、四川等地區，已經形成了數百個出口跨境電商產業集群。跨境電商產業集群化發展也離不開政策層面的大力支持，2015年以來我國分7批設立了165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上述地區是主要分布點，在政務便利化改革、稅收優惠、物流體系優化、金融服務體系優化等諸多方面開展先試先行，取得了顯著效果。

　　二、海外政策變化對跨境電商的影響及應對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歐美發達國家高舉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大旗，二戰以來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遭到削弱，關稅沖突四起。跨境電商亦不可避免受到沖擊，風險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取消小額包裹免稅的特殊優惠政策；二是以國家安全、數字風險為由對跨境電商平臺進行政治打壓。

　　（一）取消小額包裹免稅將改變跨境電商運營模式

　　小額包裹免稅是促進貿易便利化的重要舉措。所謂小額包裹免稅，即對低價值進口商品免收關稅或進口增值稅，同時提供特殊的海關通關渠道，簡化入境手續。該政策顯著降低了小額包裹的跨境交易成本，企業和消費者均能從中獲益。然而，個別國家認為跨境電商平臺利用小額包裹免稅政策輸入了大量低價商品，導致當地制造業和零售業遭受沖擊，財政部門也面臨稅收損失。2024年以來，一些國家取消免稅政策，如巴西取消5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稅政策；馬來西亞對500令吉（約合106美元）以下的低價進口商品征收10%的低價商品稅；新加坡對進口價值低于400新元（約合300美元）的產品征收8%的銷售稅；所有運往泰國的低價進口商品都需繳納7%的增值稅。

　　美國宣布取消小額包裹免稅政策。2016年，美國將小額包裹免征關稅的門檻由200美元提高至800美元，導致進入美國的包裹數量爆炸式增長。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數據顯示，過去10年，進入美國小額包裹貨物數量從2015年的1.39億件增加到2023年的10億件，增幅超過600%，2024年上升至13.6億件，來自中國跨境電商平臺的商品占比6成以上。2月1日，特朗普以芬太尼為由對我國全部商品加征關稅，同時取消小額包裹關稅豁免。此類商品主要通過無需繳納關稅的T86方式清關，新政策實施后，不僅關稅稅率會提高，清關方式亦需轉變為正式或其他非正式報關。由于美國海關此前并未做好處理巨量包裹的充足準備，2月5日，特朗普宣布暫停該政策。4月2日，特朗普在推出其“全球對等關稅計劃”的同時宣布將于5月2日正式取消小額包裹免稅，征稅方式包括從價30%關稅或單件25美元關稅，而后隨著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關稅提高至從價120%或單件200美元。5月12日，中美聯合發布《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約定將對等關稅推遲90天，針對小額包裹的關稅亦隨之下調至從價54%或單件100美元。

　　取消小額包裹免稅將沖擊跨境電商B2C全托管模式。跨境電商渠道包括B2B和B2C兩種類型。B2B是指跨境出口企業與境外采購企業之間的公對公商業活動，側重于批量采購和供應鏈管理，多涉及原材料、半成品或者批量的成品，由于出口規模遠超所謂小額包裹免稅的最低限額，“海運+海外倉”是B2B端主要的物流模式，與一般貿易的關稅稅率一致，不受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取消的影響。根據艾瑞網調查數據，B2B仍是當前我國跨境電商出口的主要來源，占比約七成，B2C增長較快，占比由2017年的24.1%提高至2024年的33.1%。

　　B2C是指出口企業直接向個人消費者提供商品和服務，消費者可以享受便捷的購物體驗和多樣化的商品選擇，大型的跨境電商平臺多采取此模式。根據賣家與平臺的分工差異，B2C可分為全托管和半托管兩種類型，在全托管模式下，賣家只需發貨至國內集貨倉，后續商品銷售、運營、物流、售后等全部環節均由平臺統一負責。買家在境外線上下單后，電商平臺以直郵小包形式將貨物空運至境外，單件小包金額大多低于800美元，適用于小額包裹免稅政策。

　　美國取消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對全托管模式出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稅成本提升，預計小額包裹關稅將按照商品金額54%或單件100美元孰低征收，以TEMU為代表的電商平臺平均客單價僅10美元，關稅將達到商品價格的1/2；二是履約時效延長，小額包裹的T86清關手續簡便、時效快，一般會在24小時內完成清關，采用正式報關或其他非正式報關后整體履約周期會延長至3-5天，從中國發往美國的直郵包裹耗時將由7-10天延長至10-15天甚至更久。

　　半托管與海外倉優勢凸顯。在B2C半托管模式下賣家有更多自主權，定價、運營、頭程物流、售后等均由商家自主負責或平臺協助商家完成，在物流方面，由賣家先行通過海運方式將貨發往海外倉，買家在平臺下單后，由平臺負責從海外倉到消費者的尾程配送。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取消之后，半托管模式下的關稅稅率與全托管趨于一致，且前者的海運成本更低（僅是空運成本的1/10~1/5）。預計一些依賴全托管直郵小包的賣家可能轉向半托管海外倉備貨。對于缺乏海外運營經驗的小微賣家來說，轉向半托管面臨較高門檻。

　　歐盟亦將取消小額包裹免稅提上日程，但整體影響有限。歐盟對自歐盟之外國家進口的150歐元以下低值商品免征關稅，但并未免征進口增值稅。事實上，歐盟整體關稅平均僅1.79%，進口增值稅則高達21.6%，取消關稅豁免對出口稅收成本的影響可控。歐盟海關數據顯示，2024年共有46億件小額包裹進入歐盟市場，是2023年的兩倍，其中90%的貨物來自中國。若清關方式改變，巨額包裹將顯著降低海關的清關效率，在歐盟展業的跨境電商平臺同樣需要從全托管轉向半托管、從空運直郵轉向海外倉。

　　（二）針對跨境電商的非關稅壁壘亦在增加

　　除了關稅打壓之外，海外專門針對跨境電商“四小龍”發起了一系列安全調查，在多國面臨罰款及下架風險。其中，Tiktok兼具“內容電商+貨架電商”雙重屬性，被推上了監管的風口浪尖。

　　美國是TikTok全球最主要的市場之一，注冊用戶超過1.7億人，電商業務GMV已經超過1400萬美元/天。2024年，美國前總統拜登簽署了《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序法》，強迫字節跳動在270天內剝離TikTok，特朗普上臺后延長了出售期限。歐盟出臺了《數字服務法》（DSA），要求超大型的網絡平臺和搜索引擎采取更多措施應對非法的網絡內容以及對公共安全構成的風險，現已正式啟動針對Tiktok的調查。2023年，印尼要求Tiktok關閉其電商業務，理由是保護當地中小商家，最終TikTok與當地電商巨頭Tokopedia整合，方才恢復電商業務。

　　SHEIN、Temu和速賣通也難逃歧視性審查。2024年，歐盟委員會基于DSA對速賣通、Temu開展調查，2025年又協同歐盟消費者保護合作網絡對SHEIN開展聯合調查。英國海關聯合稅務部門對TEMU和速賣通小包裹開展專項稽查。部分國家更是直接出臺限制性政策法規，例如印度以國家安全為由全面封禁速賣通、SHEIN等中國電商應用；越南暫停了SHEIN和TEMU的運營，要求其完成相關商業注冊要求；印尼正式封鎖并下架TEMU應用程序，以保護當地的中小微企業。 

　　（三）跨境電商如何破局？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跨境電商的破局之道在于“靈活應變”與“長期主義”的結合，通過分散市場、打造供應鏈韌性、合規經營應對短期挑戰，同時以品牌塑造、技術升級和全球化視野構建長期競爭力。

　　一是分散單一市場風險。在需求端，美國既是我國跨境電商第一大出口市場，亦是最大的風險來源，當前中美貿易面臨脫鉤風險，跨境電商應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重點拓展歐洲、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歐洲雖監管嚴格、合規要求高但關稅與政治風險均較低，龐大的消費市場對跨境電商有較強吸引力。新興市場的市場規模尚不能與歐美相提并論，其跨境電商增速卻十分可觀，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在供給端，美國已暫時取消全球對等關稅，僅征收10%基準關稅，低于對華加征的30%額外關稅，跨境電商平臺和平臺貿易商將供應鏈轉移至其他新興市場仍有利可圖，例如，SHEIN已在土耳其設廠、在巴西建立供應鏈中心。

　　二是提升合規經營能力。在美國之外，法律合規問題是電商平臺在歐洲等地面臨的主要挑戰，各國在稅務、行業標準、數據隱私、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制度與國內差異巨大，企業難免“水土不服”。為避免高額罰金、產品下架、封號封店等處罰措施，跨境電商平臺及平臺企業均需樹立合規意識、提升合規經營能力，包括：對目標市場的相關法規政策進行充分研究；建立境內外法務一體化團隊；加強產品質量與標準管理；完善數據與隱私保護能力；重視商標、專利、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的合規管理，避免侵權行為導致的法律風險等。

　　三是加速海外倉建設。作為一種新型外貿基礎設施，海外倉打通了出口的“最后一公里”，為跨境電商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中國已在世界各地建設海外倉超過2500個。“海外倉+本地履約”模式有四大優勢：①規避直郵小包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②頭程運輸多采用集裝箱海運而非空運，降低了跨境電商的物流成本；③離終端客戶更近，可大幅縮短商品的配送時間；④提供售后服務、一件代發、退倉換標等一攬子增值服務，能夠提升客戶購物體驗。政策層面亦大力支持海外倉建設：一是創造高效的通關環境，取消了跨境電商出口海外倉企業備案、簡化跨境電商出口單證申報手續；二是提供稅收便利，對跨境電商海外倉方式（海關編碼9810）出口的貨物實行“離境即退稅、銷售再核銷”的出口退稅政策，首次打破傳統貿易的“實現銷售才退稅”規則，有助于改善跨境電商賣家的資金流動性。

　　四是轉變低價競爭策略，推動品牌化轉型與差異化競爭。跨境電商普遍面臨“價格戰”困境，平臺與商家陷入同質化、低價內卷，已引起國際社會的詬病。全球消費趨勢正從“低價優先”逐步向“性價比+品牌價值”并重轉移，跨境電商平臺轉向品牌化、差異化競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例如，通過產品創新、用戶體驗提升和品牌故事塑造建立溢價能力，針對目標市場文化、消費習慣調整產品設計與營銷策略。在實踐中，TEMU主動提高定價策略，將部分“低價引流”商品下架，重點推廣中高端品牌合作產品；速賣通在西班牙贊助本地足球賽事，改善公眾形象。這些方式均有助于跨境電商平臺更好融入本地市場，獲得更高的市場認可度。

　　三、商業銀行如何支持跨境電商高質量發展

　　與一般貿易相比，跨境電商有其特殊性，包括交易訂單小額高頻，參與主體多、鏈條長等，正因如此，跨境電商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資金流動效率低、匯率波動風險高、信用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商業銀行作為金融體系重要參與者，有必要順應跨境電商發展趨勢，創新服務模式，完善金融產品體系，助力跨境電商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是創新融資模式，暢通融資渠道。由于缺乏抵押物，商業銀行可與跨境電商平臺打通數據接口，基于店鋪交易額、回款周期、退貨率等數據，提供靈活的信用貸款服務。針對跨境電商普遍存在的“先發貨后回款”模式，商業銀行可根據有效訂單、發貨單據和平臺確認函，提供訂單融資服務。針對跨境電商賣家的品牌化戰略，可開展商標、專利質押貸款，支持企業從OEM（原始設備生產商）向OBM（原始品牌制造商）升級。例如，廣發銀行在跨境電商聚集地深圳、義烏等地推出“品牌貸”，針對擁有海外注冊商標、知識產權的企業，根據品牌資產評估提供融資支持，有效激勵企業布局海外品牌建設。

　　二是優化跨境結算服務，提升資金流動效率。基于跨境電商全球化經營的特點，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多幣種賬戶、快速結算、資金歸集等服務，降低換匯成本。支持跨境電商企業按規定將出口貨物在境外發生的營銷、倉儲、物流等費用與出口貨款軋差結算，簡化小微跨境電商企業外匯收支手續。通過與支付機構系統直連，減少資金流轉環節，降低手續費。例如，中國銀行為跨境電商賣家開設多幣種賬戶，支持線上快速結算及自由兌換，并與PayPal深度合作，提供自動入賬、實時結匯服務，大幅提升資金回款速度，降低結算費用。

　　三是推動跨境電商供應鏈降本增效。跨境電商是長鏈條產業，涵蓋生產、銷售、物流配送、營銷推廣、售后服務等諸多環節，基于頭部企業的信息共享數據，商業銀行可利用核心企業信用開展供應鏈金融，更好賦能上下游產業鏈發展。海外倉是當前跨境電商基礎設施建設的重中之重，商業銀行需響應國家“完善覆蓋全球的海外倉網絡”的號召，為建倉、管倉、用倉、物流等全產業鏈參與主體提供信貸支持、支付結算、現金管理等一攬子、綜合性金融服務。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高度重視海外倉的戰略支點作用，出臺了專門指導意見為海外倉全產業鏈各環節提供金融服務方案，提出分層分類營銷支持策略，并配套了多項支持保障措施。

　　四是建設跨境電商綜合金融服務平臺。商業銀行可搭建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務平臺，集成融資、結算、退稅墊付、保險、物流金融等功能，打造“金融+科技+數據”綜合服務體系。例如，平安銀行建立“跨境通”平臺，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涵蓋融資服務、資金結算、退稅融資、出口信用保險、物流金融等多功能服務，形成金融服務閉環。商業銀行應深度參與跨境電商綜試區金融創新試點，主動對接地方政策，建立金融服務白名單，與地方政府和平臺公司共同打造服務生態。例如，農業銀行在義烏綜試區與地方政府、跨境電商產業園和平臺企業共同搭建了“跨境電商金融生態圈”。

　　五是加強匯率風險管理服務。商業銀行需針對跨境電商高頻小額業務特征，開發低門檻、靈活多樣的匯率避險產品，建設線上智能化匯率風險管理平臺。如建設銀行推出“跨境易匯”產品，為跨境電商客戶提供小額遠期結匯服務。工商銀行上線“外匯智能管家”，賣家可通過手機APP查看實時匯率、自動設置預警閾值、模擬避險策略，降低人工操作難度，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商業銀行支持跨境電商發展是推動外貿轉型升級、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重要方向。未來，商業銀行應以創新為驅動，圍繞融資服務、結算便利、風險管理、綜合服務平臺建設等方面，形成差異化、定制化金融服務體系，助力我國跨境電商企業從“價格競爭”向“品牌競爭”、從“規模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本文節選已刊發至《中國外匯》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