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探討地攤經濟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最近幾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這樣的體會：

　　媒體報刊上，鋪天蓋地都是關于地攤經濟的討論；微信好友之間，諸如《城市地攤財富秘籍》、《如何擺地攤賺錢》之類的文檔競相傳閱；曾經追著攤販滿街跑的城管，現在熱烈盼望著攤販們“重出江湖”了；就連五菱宏光、廣百股份、小商品城、銀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攤經濟”概念股都一路飄紅，集體大漲……

　　地攤經濟的現象級躥紅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切都要感謝總理的兩次點贊。特別是在6月1日考察完煙臺的一個老舊小區之后，總理深情地說道：

　　“國家是人民組成的，人民好了，國家才能好。靠每個人的奮斗，大家都好了，國家就更好！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一度被大眾視為“邊緣經濟”的擺地攤，而今正在往C位靠攏。

　　1

　　地攤經濟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來皆有之。

　　在我國，地攤經濟幾乎貫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業更迭，文化底蘊極其深厚。雖然小攤販們在大多數時間里的社會地位都頗為低下，但他們卻是貨物流通乃至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亦是社會繁榮的直接體現。

　　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出現了專門做小買賣賺錢的群體，《周禮·地官·司市》中講到的“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便是關于攤販較早的記載。唐朝大詩人白居易《賣炭翁》中膾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也是對地攤經濟的真實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業活動的增加與政策上的放寬，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護。乾德三年，宋太祖就專門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小販們的熱情因此被大大激發，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生動地描繪出各種各樣攤販的形象，無論橋頭、城墻邊還是街道旁，無論剃頭的、賣甘蔗的、賣菜的還是叫賣各種小吃的，應有盡有，店鋪夜市不可細數，經濟的發達、城市的魅力與當地的生活氣息統統盡收眼底。

　　到了當代中國，地攤經濟同樣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個角落。電視劇《雞毛飛上天》就講述了主人公如何通過“雞毛換糖”這一流動販賣方式改變命運的故事——這亦是一部大時代的縮影，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是像劇中的主人公那樣，通過賣茶葉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來完成財富的最原始積累，并逐漸在城市中站穩了腳跟，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開始，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創建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的熱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視為一項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氣的地攤經濟反而開始變得“不入流”，最終難逃被禁止和驅趕的命運。那時候的小攤販們，一面小心翼翼地經營著生意，一面還要時刻緊盯著城管的動向，做好與城管“斗智斗勇”的準備。

　　在民眾眼里，小攤販與城管之間，從“貓捉老鼠”到暴力對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劇已是習以為常，可到最后，隨著“地攤經濟”逐漸淡出了大眾視野，城市的確變整潔了，城市里的煙火氣和生活味兒卻淡了許多。

　　雖經風雨飄搖、命運多舛，但地攤經濟仍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如今，在總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攤經濟已然重煥生機，并站在了歷史的風口之上。

　　2

　　地攤經濟能夠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必然有其優勢所在。

　　首先，它是一種重要的經濟成分。

　　眾所周知，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主體，也是國民經濟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增加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攤經濟又是民營經濟中的典型，其經營形式上的靈活自由，宛如毛細血管，一般滲透至經濟社會運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攤經濟顯著促進了就業。那些下崗職工、失業人員、離開了土地的農民甚至不少在職的員工，很多都會參與到擺賣地攤之中，其目的就是為了開辟新的收入渠道。這種自發的就業方式，實實在在地緩解了就業壓力。例如總理點贊的成都，一夜之間以3.6萬個流動商販的攤位拉動了10萬人就業，這在后疫情時代的經濟恢復過程中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

　　盡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車水馬龍，地鐵上隨處可見動輒幾千上萬元的iPhone手機，但我國“還有6億中國人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這部分人可能不會去大型商場買一件幾百塊錢的衣服，卻會很樂意在地攤上買一件經濟實惠又合身的服飾；他們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塊錢去下一頓館子，但閑暇之余會樂意去吃一碗幾塊錢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從這個角度看，地攤上的產品琳瑯滿目，服裝、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價格不貴，某種意義上也算是豐富了消費市場的商品供給，在迎合低收入群體消費需求的同時，激發其消費意愿，進而帶動國內消費市場發展。

　　再次，它是一種低門檻的創業形式。

　　在我看來，并非講著深奧的商業模式、拿著高大上的BP、到處去參加項目路演找投資人才配叫 “創業”，擺地攤本質上也應該算創業的一類。相比其他類型的創業，擺地攤的門檻更低，沒有店鋪租金的壓力，沒有太高的學歷、技能要求，很多人支個小攤、打開私家車后備廂就能賣貨，而且失敗風險低，船小好調頭，從業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滿血復活”。而他們在完成自就業的同時，還為城市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屬于自己的一份力量，這與“大眾創業”的精髓也是不謀而合。

　　不僅如此，其中一部分從業者還塑造了自身強大的抗壓能力和謀生能力，以及靈活的創業思維和經營策略，進而有可能將一個小小的攤鋪逐漸發展為知名大企業。縱觀世界商業史，很多企業巨頭、業界大亨都是從走街串巷的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門前“練過攤”，售賣電子表、旱冰鞋、運動短褲和家用電器。

　　最后，它能展現當地文化特色。

　　從社會學角度看，地攤經濟可以營造出一種特殊的城市街頭文化，讓游客和市民深刻領略到地方的風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橋、上海的城隍廟等地，想當年就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各種小吃小玩意，還有不少吹糖人、講評書等傳統民間絕活，一代相聲大師侯寶林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不應該戴著“有色眼鏡”去審視地攤經濟，它理應得到人們的尊重。

　　3

　　不過，誠如一枚硬幣有其兩面一樣，地攤經濟的劣勢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第一，妨礙交通。地攤經濟流動性極強，擺攤地點往往選擇在交通主干道兩側、人流量大的商業中心或者大型社區的門口，而攤販占道經營屢見不鮮，往往會影響交通正常運行。

　　第二，易造成環境污染。例如路邊的燒烤大排檔，經常會看到塑料袋隨地丟棄，燒烤濃煙肆意飄散，給城市的整潔帶來了壓力，一些攤販的吆喝聲、喇叭聲還會產生噪音。

　　第三，商品質量難以保障，侵害消費者權益。地攤上售賣的不少都為低檔廉價貨，其中不乏假冒偽劣、質量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會擾亂商品市場的正常運行秩序，而地攤較強的流動性與攤販售后服務意識的缺失，又使得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難度。曾有媒體報道，兩個小攤販為了占據有利位置而相互競爭，直至大打出手，同時還傷到了前來勸架和過路的市民。類似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加大了城市治安與管理的難度。

　　這些痛點，也解釋了為什么地攤經濟總是難登大雅之堂，還頻頻遭到禁止和打壓。

　　平心而論，縱使“人間煙火味，最撫凡人心”，即便一眾城市紛紛出臺政策給地攤經濟“松綁”，人們也不能因此就對上述行業痛點視而不見。若想推動地攤經濟健康發展，除了對其價值更加肯定、對其發展更為寬容之外，政府和職能部門還應更多地通過人性化的科學管理，使地攤經濟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響的成本后盡量最大化，從而實現多方共贏。

　　我嘗試給出以下幾點建議：

　　其一，對城市不同職能區域實施區別治理，滿足各個區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動區、城市主干道、CBD、商業辦公區等禁止設攤，在居民生活區、風景區附近可以有秩序地開放，等等。

　　其二，加強衛生和安全管理，小攤販的衛生和安全狀況更容易產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矯正和公共治理。有關部門可以在此方面著力強化，同時加強監管和引導，通過外部力量推動地攤經濟從業者的素質不斷提高。

　　其三，對小商販要實施分區域、分場所和分時間管理。通過合理調控安排，使其與常規經濟實體形成功能互補，方便群眾生活，活躍商品市場，達到秩序與長久生存的平衡，共譜和諧社會的樂曲。

　　當然，地攤經濟的從業者們也應該緊跟時代潮流，不斷創新經營模式來提高經營業績。比如說，可以考慮將直播、短視頻等業態引入地攤經濟之中，讓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見——畢竟，每個生命雖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4

　　還沒有結束。

　　關于地攤經濟站上風口這件事，除了行業本身迎來了發展契機之外，我想還有更重要的一層含義，那就是真正讓“底層民眾”感受到了溫暖。

　　在經濟學中，向來都有一個不太輕松的話題——窮人經濟學，它大體可以理解為“研究如何幫助窮人擺脫貧窮的經濟學”。2005年3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時任總理溫家寶在回答《人民日報》記者提問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想起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一句話。他說，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

　　可現實情況卻是，話語權幾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數窮人卻常常被忽視，他們的真實處境更是鮮為人知。

　　我講一個故事。

　　《時代周刊》的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國白人，擁有洛克菲勒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可謂一名實打實的精英。不過，她卻在1998年以近60歲的高齡，三次深入美國底層社會，假扮窮人，做起了餐廳女服務生、女傭公司清潔工和沃爾瑪銷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窮人之所以貧窮并不是因為懶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個自身無法左右卻又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芭芭拉·艾倫瑞克在自己的書中如此寫道：

　　“一個窮人若無法湊出兩個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價按周付去租一個房間。若他只租到一間房間，他就沒法自己做飯，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熱狗，比自己做飯更貴，而且還缺乏營養。若他沒有錢辦健康保險，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費……”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窮人很難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總結，連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連軸轉的工作剝奪了她的愛好。反映到窮人身上，便是頻頻為短期情況所迫，卻根本無暇考慮長期利益。

　　這也是全世界所有窮人真實生活面貌的一個縮影。

　　按照經濟學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運氣、努力和選擇”決定論，一個窮人要改變現狀，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選擇”，做好包括職業在內的生活道路的選擇。然而，對于絕大多數窮人來說，他們一無資本二無技術，只能無奈地選擇一些低門檻職業，比如蹬三輪、騎摩的或者擺地攤。這些職業雖然不算起眼，但卻是窮人得以維持生計或改變命運為數不多的方式，亦是他們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只要世界上還有大量的窮人存在，而某些窮人又不甘于貧窮，他們改變“出身”和重新“選擇”的理性行為就注定要不斷發生，現代化發達城市的地攤經濟自然也就不會消失。如果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無法容納地攤經濟，那么被“消滅”的就不僅僅是人間煙火味，還有“底層民眾”無數的小確幸。

　　很多窮人的發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個公正的機會。

　　更何況，國際范與煙火氣，本就不是勢不兩立、無法共存的，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任何主體都應該擁有公平公正、自由競爭的權利，個人的小期盼同樣可以與城市的大情懷相交融，這才是更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現代化城市，都不該只有鋼筋水泥和高樓大廈；任何一個和諧社會，都不該只要“風度”卻不要“溫度”。

　　地攤經濟，請一直火下去。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