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中國金融雜志

導讀：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占比或增速上升，意味著金融資源向中西部地區傾斜，金融體系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在增加

作者｜盛松成「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

文章｜《中國金融》2025年第7期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問世十多年來，受到決策層、市場人士與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自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以來，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已連續15次寫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社會融資規模是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額，已成為衡量資金松緊程度、展示融資結構的重要指標。除了決策層面、資本市場等，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在學術方面的應用也越來越普遍。

社會融資規模蘊含著豐富的區域結構特征

社會融資規模所具備的區域結構屬性使其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金融指標。作為一個整體流動性指標，廣義貨幣供應量M2很難統計其區域結構，通常無法知道M2有多少留在北京，多少留在上海，而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具有豐富的結構特征，提供了地域結構、融資結構等信息，能夠觀察到分地區、分融資方式的各類資金支持，在結構上優于M2。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特征明顯，區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而金融作為實體經濟的“活水”對地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問世后，地方政府對其非常重視，一些地方開始嘗試編制本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但遇到一些困難。后來人民銀行協調多方意見，集中力量編制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數據。從2014年起人民銀行開始按季發布各地區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形成了“社會融資規模地圖”。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數據可以反映各地區的融資情況，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把握當地經濟金融形勢。這些豐富的結構特征還可用于多維度交叉驗證。比如，政府部門不僅可以觀察到本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總量，還可以觀察到本地區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狀況，將當地融資結構與產業結構進行融合分析等。

目前已有一些圍繞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研究。自2014年人民銀行按季度發布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以來，已形成31個省份連續11年的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并且有新增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政府債券等細項，從而為開展地區層面的經濟金融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目前圍繞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增速、投資增速、通脹率等關系的研究已經較多，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采用社會融資規模數據研究投資效率、收入差距的文獻。例如，楊大宇等（2023）以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不同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對該地區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發現在社會融資規模結構中市場化程度越低（新增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比重越高）的地區，企業過度投資程度越高。吳圣金等（2025）采用2014～2022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社會融資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社會融資規模與GDP之比的提高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連續、豐富、多元的社會融資規模數據為分析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態勢提供了金融數據基礎，將其與地區經濟發展指標相結合，可以分析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當地經濟發展的關系，也可以為考察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區域層面的證據。

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在全國的占比上升

我國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在全國的占比波動上升。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數據只公布了增量數據而無存量數據，單從增量數據來看，2024年我國四大區域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在全國的占比分別是：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55.2%、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重慶）27.0%、西部地區（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西藏、新疆）16.6%、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1.2%。拉長時間來看，過去十年，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在全國的占比從2015年的38.6%增至2024年的43.6%，漲幅最為明顯；東部地區在全國的占比小幅波動，平均為57.3%；東北地區占比則從2015年的7.0%降至2024年的1.2%。2018年9月起，人民銀行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之后將“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國債”相繼納入“政府債券”口徑，2019年起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中也有此分類。在中西部地區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中，政府債券融資占比偏高。近年來，隨著地方政府債券融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中西部地區政府債券融資占其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比重從2019年的18.3%升至2024年的29.1%，成為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將政府債券融資從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中剔除，使用不含政府債券融資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口徑，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在全國的占比仍然呈現上升態勢，即從2019年的37%上升到2024年的41.2%（見圖1）。因此，采用目前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口徑，近五年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占全國的比重上升了5.6個百分點，若采用剔除政府債券融資的社會融資規模口徑，中西部地區的占比上升了5.2個百分點。

圖1? ?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及GDP的全國占比

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速高于東部地區。考慮到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不如存量數據平穩，波動較大，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對近幾年數據的擾動，因此筆者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增速做復合平均增速處理，以衡量近五年各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大致增速水平。2020～2024年，東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復合平均增速為2.4%，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復合平均增速為5.2%。因此，無論從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占比來看，還是從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增速來看，中西部地區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都呈現上升態勢。

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增長的協同效應

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增長的指示意義已經有大量研究證實。社會融資規模反映的是一定時期內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常常被視為實體經濟增長的同步指標或領先指標。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占比或增速上升，意味著金融資源向中西部地區傾斜，金融體系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在增加。

觀察到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在全國的占比上升的同時，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GDP的占比也在上行。隨著2024年經濟數據陸續發布，我國經濟增長的區域特征初現端倪。根據2024年季度名義GDP累計值計算，2024年我國四大區域的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GDP的占比分別是：東部52.4%、中部27.9%、西部14.9%、東北4.7%。拉長時間來看，我國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GDP的占比呈現緩慢上升趨勢，即從2015年的40.4%增至2024年的42.9%。

2020年后，統計數據顯示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與名義GDP的相關性較強。2020～2024年，東部地區名義生產總值的復合平均增速為6.6%，中西部地區名義生產總值的復合平均增速為6.3%。以復合平均增速來計，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與名義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的相關系數為0.59，而東部地區的相關系數為0.15。進一步地，以2014～2024年各季度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樣本，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在控制了一系列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后，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高于東部地區，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

圖2? ?近五年分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GDP增速的關系

當前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增長的協同效應，可以從供需兩個角度予以分析。從供給側觀察，多層次政策疊加效應正在釋放，金融體系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

一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入推進。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與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戰略通過梯度銜接形成合力，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通過深度融入新發展格局激活要素流通渠道，在承接產業轉移和創新發展方面形成獨特優勢，與其他區域重大發展戰略銜接的成效顯著。

二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近年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增強，金融機構在結構性貨幣政策、差異化考核機制等政策引導下不斷優化金融服務，持續深化服務重心下沉，通過科技賦能的普惠金融模式觸達基層，顯著強化了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資金支持。

三是信貸結構轉型升級。近年來由于房地產貸款、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等需求趨降，銀行調整傳統業務重心，將服務實體經濟的著力點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轉移，把更多的信貸資源投向先進制造、普惠小微、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這種信貸結構調整反映在區域層面，體現為對中西部地區特色產業集群發展的適配性增強，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更緊密地結合。2020～2024年，在新增人民幣貸款中，中西部地區在全國的占比從37.7%上升至41.8%。

從需求側觀察，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催生的資金需求與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結構較好地適配。

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原先金融資源相對有限，產業升級對金融資源的需求加大。在全球供應鏈重塑和我國產業梯度轉移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區的區位、自然資源、勞動力成本等優勢日益凸顯。中部地區有序承接東部地區產業鏈延展形成的轉移需求，優化產業布局，形成產業鏈集群。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大為改善，能源優勢進一步發揮，立足地方資源稟賦和基礎設施提質升級，持續釋放產業投資活力。無論是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產業鏈集群配套體系的完善，都需要大量的固定資產投入，如設備、廠房、道路等，從而產生較大的融資需求。

另一方面，金融業堅持需求導向，我國以銀行信貸、政府債券融資為主的社會融資規模結構對重資產投資的支持作用彰顯。眾所周知，我國社會融資規模構成中新增人民幣貸款是最大組成部分，2024年全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中新增人民幣貸款占比為61.1%；其次是政府債券融資，占比25%；股權融資、企業債券融資占比較低。以貸款、政府債券融資為主的社會融資規模結構在服務重資產投資方面具有優勢，能夠適應制造業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大規模、中長期資金需要，有效匹配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城鎮化加速階段的融資需求。實證檢驗顯示，在固定效應模型中加入產業結構因素后，第二產業在GDP中占比增加會提升社會融資規模對名義經濟增速的貢獻度。也就是說，在第二產業占比較高的省份，同等規模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能帶動更高的名義產出。

總結與啟示

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特征有助于判斷實體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區域協調發展等狀況。社會融資規模所具備的開放性指標屬性，能夠映射到實體經濟各部門、行業、地區等。針對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展開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有助于促進政策的科學研判和精準調控。統計數據與實證檢驗均顯示，2020年后社會融資規模對中西部地區名義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

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名義經濟增長的協同效應，深刻體現著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動態適配性。隨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西部開發、中部崛起等國家戰略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給金融體系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天職，近年來金融體系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著強化了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服務。疊加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等傳統融資需求趨降，金融資源更多地投向保障產業梯度遷移、先進制造業集群培育以及普惠金融等重點領域。中西部地區利用土地、人口、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配套以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了“低成本要素＋基礎設施配套＋產業集群培育”的生態體系。我國以銀行信貸、政府債券融資為主的社會融資規模結構恰恰有助于實現對產業遷移的接續支持，通過金融資源的跨區域、跨行業配置，有效滿足了中西部地區產業升級的融資需求，切實將金融資源投入轉化為實體經濟發展動能。

基于當前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特征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出幾點建議。

一是優化區域融資結構的適配性改革。在我國產業梯度遷移背景下，以銀行信貸、政府債券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能夠更好地服務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相應地，金融體系要重視產業轉移所對應的金融資源再配置效應，充分發揮間接融資、政府債券融資對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遷移的支持作用，比如將地方政府專項債與產業鏈集群培育相掛鉤等。

二是構建功能互補的多層次融資體系。一方面，加大間接融資體系對科創領域的支持力度，如在大數據、信息技術等賦能下增加對科技型企業的信貸投放，發展債券市場“科創板”等。另一方面，金融體系在服務東部地區培育新質生產力過程中，要加強適應性改革，加快直接融資市場發展。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為科創型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健全天使投資、風險資本、并購基金等多維度、全覆蓋融資體系，暢通投資退出渠道，助力構建從技術研發到產業化的完整支持鏈條。

三是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的監測維度。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具有天然的包容性特征，在設立之初就為未來可能的修訂留出了余地。隨著經濟金融體系的發展變化，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修訂是正常的，但萬變不離其宗，其反映的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建議嘗試將VC/PE投資、碳配額質押等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使之成為金融服務我國經濟轉型的監測指標。

我國實體經濟的繁榮發展和金融業態的豐富多元，為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誕生、改進和完善提供了土壤。社會融資規模在綜合反映實體經濟融資總量的同時，還提供了資金類型、地區流向和行業投向等信息，對于推進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不斷完善，有利于更全面地反映我國經濟金融運行情況，前瞻性地反映實體經濟融資規模變化、地區發展差異、行業發展動向等，符合金融宏觀調控的需求，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以及高質量發展提供指引。■

（責任編輯趙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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