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穆罕默德·艾利安

　　關于發達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的爭論，在過去十年中發生了巨變。（錯誤）測量問題已無人關注，對削弱性高通脹和債券市場權力過大的擔憂不復存在，現在的擔心是過低的通脹可能拖累增長。

　　此外，近11萬億美元全球債券甚至為負利率，利率長期受到抑制可能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沖擊家庭長期財務安全；而高企的資產價格讓未來金融動蕩風險變得十分突出。同時，投資者變得高度并愉快地依賴中央銀行，而實際上他們應該審慎地畏懼它們。

　　為了尋找產生更高通脹的新方法，主要央行傾向于周期思維，頻繁參考不充分的總需求。但如果這一評估當前條件的方法根本就是錯誤的，我們實際上是處于多階段過程的中部，強大的反通脹供給側力量最終將讓位于高通脹的回歸，情況會如何？果真如此的話，貨幣決策者和市場參與者就需要考慮與當前截然不同的機會-風險范式。

　　誠然，歐洲和美國核心通脹率在2018年一度靠近央行的2%的目標，此后一直在下降。作為通脹市場預期的傳統衡量指標，五年期美國國債盈虧平衡利率仍然顯著低于目標，盡管就業創造指標的六個月移動平均值比經濟周期同深度吸收新晉勞動力所需歷史水平高出近50%。盡管美國失業率（3.6%）徘徊在約五十年來的最低點，但勞動力參與率（62.8%）也相對較低。

　　拜通脹始終保持低迷所賜，貨幣政策保持極端寬松時間反常地漫長，讓人擔心美國和歐洲可能陷入“日本化”，即消費者暫停支出，企業削減投資。目前，這一風險已導致政策利率長期低迷或為負（如歐洲央行的例子），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膨脹，盡管這樣的政策組合會對金融系統的完整性造成有害影響。

　　事實上，一些經濟觀察家支持歐洲央行不但要保持負利率，還要重啟量化寬松（QE）的資產購買計劃。類似地，也有人希望美聯儲實施“保險削減”，盡管指標表明今年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也將相當堅挺。與此同時，央行已開始著眼于現有（傳統和非常規）工具箱之外，尋求新方法刺激全經濟價格上升，比如提高通脹目標，包括直接提高或緊盯平均值但允許逐漸偏離。

　　但今天低得令人吃驚的通脹似乎也與更大的結構性因素有關，這意味著其根源不僅僅是總需求不足。技術創新，特別是與人工智能、大數據和移動有關的技術創新，導致了一般化的傳統經濟關系崩潰，破壞了定價力。

　　總而言之，我把這些結構性因素稱為亞馬遜/谷歌/優步效應。亞馬遜模式讓消費者能夠規避較貴的中介，從而壓低價格；谷歌通過降低搜索成本削弱公司定價力；優步推動現有資產進入市場，進一步蠶食老牌企業的定價力。

　　亞馬遜/谷歌/優步效應讓始于全球化加速的反通脹過程如虎添翼，帶來了成本低得多的在線生產，削弱了發達經濟體的勞工組織力量（最近的零工經濟便是如此）。但是，這些趨勢在當下固然還會繼續存在，但它們有可能會碰上尚未到達臨界值的反向通脹力：勞動力市場每個月都在進一步收緊，而不斷提高的產業集中度讓一些公司（特別是科技行業）擁有過于龐大的定價力。

　　現在，讓我們在當今變化的政治圖景中考慮這些趨勢。受不難理解的對不平等性（收入、財富和機會）的憤怒的推動，越來越多的政客開始倒向民粹主義，承諾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管理和措施，削弱資方，支持勞方。與此同時，央行受到日益沉重的政治壓力繞過資產渠道（即QE債券購買），直接向經濟注入流動性。

　　經濟焦慮也在助長反全球化政治。關稅和其他貿易措施等經濟政策工具的武器化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和金融關系破碎，有利于價格上漲，迫使公司和消費者更大程度地采取成本更高的自我保險。與此同時，隨著持續低通脹預期變得根深蒂固，漲價沖擊可能讓脆弱性暴露無遺，增加政策錯誤和市場事故的風險。

　　在考慮這些互相矛盾的力量如何隨著時間而展開時，決策者和投資者不應排除通脹隨時回歸的可能。放眼未來，我們可能繼續面臨初始階段，亞馬遜/谷歌/優步效應起著主導作用。但隨之而來的可能是第二階段，收緊的勞動力市場、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行業集中開始抵消新技術被廣泛采用所帶來的一次性結構影響。而在第三階段，可能出現的高通脹將讓決策者和投資者大吃一驚，導致讓情況雪上加霜的過度反應。

　　和大部分范式變遷一樣，這一情形的時機十分不確定。但無論如何，發達經濟體的決策者必須認識到，他們的通脹前景要受到比他們現在所認為的更加廣泛的動態可能性的影響。過于關注周期性而非結構性因素可能給未來經濟福利和金融穩定造成嚴重風險。我們開闊現有思路費時越長，我們越有可能進入通脹過程的下一階段，令人振奮的一次性技術事件的影響將讓位于更加熟悉的舊趨勢。

　　(本文作者介紹：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