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讓全國范圍內1651家村鎮銀行進入大眾視野。
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村鎮銀行風險水平相對較高。近年來,個別村鎮銀行甚至出現嚴重風險。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給許多人敲響了警鐘。
金融風險背后的腐敗問題更是觸目驚心。就在村鎮銀行問題頻發的同時,兩位銀保監系統原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一把手”——姜麗明、郭鴻就先后“落馬”。
7月,又有相關領域監管的官員“落馬”。
7月24日,原銀保監會河南監管局副局長,銀保監會河南監管局一級巡視員李煥亭被查。公開資料顯示,他曾任原銀監會河南監管局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二處處長。
與此同時,當前村鎮銀行的風險化解和改革正在提速,作為措施之一,近期村鎮銀行的兼并重組案例接連落地。

全國1651家村鎮銀行,122家為高風險
若非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發酵,許多民眾還不知道,全國范圍內居然有這么多家村鎮銀行。
根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21年末,這類村鎮銀行在全國共有1651家,占全部4602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36%左右,成為目前各類銀行中數量最多的銀行。從地域看,另據Wind企業數據庫口徑,山東、河北、貴州三省的村鎮銀行數量位居前三。
村鎮銀行的歷史始于2006年。
本著解決農村金融長期供給不足的初衷,2006年12月,原銀監會發布《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個省(區)的農村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試點。
“調整放寬”的是設立村鎮銀行的“門檻”。根據該意見,在縣(市)和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其注冊資本分別不得低于人民幣300萬元和100萬元,同時對股東各項財務指標的要求非常低,且對所有社會資本和金融機構開放。
這給村鎮銀行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2009年7月,在經歷3年試點后,原銀監會公布《新型農村金融機構2009年~2011年總體工作安排》,提出3年內,計劃在全國設立1294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其中村鎮銀行1027家。
此后,村鎮銀行隊伍很快發展壯大,并迅速成為了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角。有報道稱,外資銀行一度在開設村鎮銀行方面興致頗足,紛紛“下鄉謀牌照”。
然而,近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有一部分村鎮銀行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這幾年也出現不少問題。用監管部門的話來說,“少數村鎮銀行逐漸劣變為高風險機構”。
根據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當年第二季度,央行對4400家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央行金融機構評級。結果顯示,大型銀行評級結果較好,部分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存在一定風險。農合機構和村鎮銀行風險最高,高風險機構數量分別為271家和122家,數量占全部高風險機構的93%。
該報告顯示,分區域看,絕大多數省份存量風險已壓降。浙江、福建、江西、上海等省市轄內無高風險機構。遼寧、甘肅、內蒙古、河南、山西、吉林、黑龍江等省份高風險機構數量較多。
風險何來?
“麻雀雖小”,但關乎最基層群眾的財產安全。
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村鎮銀行風險水平相對較高,個別村鎮銀行開始出現嚴重風險。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更是給許多人敲響了警鐘。
背后原因何在?
一位中部省份村鎮銀行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近年來村鎮銀行發展面臨不少困難。不少大中型銀行業務下沉,且金融科技發展迅速,線上展業較以前便捷不少,這使得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在吸儲、攬儲上,村鎮銀行傳統上“人熟、面廣、點多”的傳統優勢不復從前。與此同時,處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優質客戶流失,村鎮銀行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在此背景下,村鎮銀行在攬儲上各有“高招”。
與國有大行相比,一些村鎮銀行會給出較高的存款利率。
記者查閱官方資料發現,以中國建設銀行和中銀富登村鎮銀行為例,人民幣整存整取三個月、六個月、一年期、兩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掛牌利率分別為1.35%、1.55%、1.75%、2.25%、2.75%、2.75%和1.60%、1.80%、2.00%、2.60%、3.25%、3.25%。后者比前者分別高了25、25、25、35、50、50個BP。而村鎮銀行還因各地監管要求不同,個別地區利率執行標準不同,甚至還會上浮。
然而,公開“高息攬儲”背后還有更多故事。某村鎮銀行儲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為高息攬存,自己開戶的村鎮銀行對3年期定期存款開出了3.71%的利息。但這并不是吸引他去村鎮銀行存款的唯一理由,雙方實際上還私下簽了“抽屜協議”。
該儲戶向記者提供的一份《人民幣約期存款協議書》顯示,雙方本著“互惠互利、相互支持”的原則,友好協商,達成協議。承諾在協議期間按約定利率計息,實際年化利率為4.5%。
而另有一些中小銀行則掌握了互聯網“吸儲術”,通過互聯網平臺推介、異地斂存、線上吸儲,突破了地域限制,客群范圍迅速擴展至全國,存款規模得以快速增長。靠著異地“吸儲術”,有中小銀行甚至一年存款規模飆升385%。
2020年末,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琦就曾公開警示,第三方互聯網平臺存款屬“無照駕駛”的非法金融活動。
銀行在互聯網渠道吸收存款,這種模式突破了地方法人銀行經營的地域限制。孫天琦說,部分地方銀行通過互聯網金融平臺得以從全國吸收存款,從負債業務看已成為全國性銀行。
2021年1月,銀保監會、人民銀行聯合發文,要求商業銀行不得通過非自營網絡平臺開展定期存款和定活兩便存款業務,包括但不限于由非自營網絡平臺提供營銷宣傳、產品展示、信息傳輸、購買入口、利息補貼等服務。
不過,這與公開爆出的風險事件相比,似乎依舊是“小巫見大巫”了。
回顧本次“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根據河南許昌公安局通報,本次事件為犯罪嫌疑人呂奕為首的犯罪團伙通過河南新財富集團等公司,以關聯持股、交叉持股、增資擴股、操控銀行高管等手段,實際控制禹州新民生等幾家村鎮銀行,以虛構貸款等方式非法轉移資金。
由于缺乏規范的公司治理、內部風控和有效監督,村鎮銀行淪為了大股東的“提款機”。
而吸收各方資本,實現了農村金融機構的產權多元化,但也使村鎮銀行的股東五花八門,在管理上難度更大。
“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我們股東都是誰。”前述村鎮銀行人士就直言,除發起行、當地燃氣企業、房地產開發商等幾個民營企業大股東,還有來自以長三角地區的投資機構,以及數十位自然人。
該村鎮銀行人士亦直言,受近期風險事件影響,部分儲戶擔心自己的存款“打水漂”,開始前往銀行了解情況,并咨詢存款轉出事項,銀行壓力不小。
不過,在“支農支小”上,村鎮銀行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對于多數農民和小微企業來說,還是需要下沉網點、業務員去觸達客戶。
“我們真的是深入田間地頭,服務比別家好。” 該村鎮銀行人士說,行里配合縣里派了“金融村官”,每周都會去跑村下戶做宣傳、拉存款,“現在村里很多都是留守老人,也不會用手機,就是拿著錢來網點存。”
他舉例說,為配合前一個時期的“市場主體倍增”計劃,支行客戶經理逐戶對接,深入基層帶政策上門詢問金融需求,深入講解信貸產品和申貸渠道,“需要辦營業執照的,我們都直接送上門,有貸款需求的幫助他們準備材料,發放貸款。”

監管部門一把手“前腐后繼”
村鎮銀行問題爆出的同時,原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姜麗明和其繼任者郭鴻先后“落馬”。
今年4月,中紀委國家監委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黑龍江省紀委監委聯合發布消息,原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姜麗明被查。
公開資料顯示,姜麗明在金融系統工作多年。2003年,她離開央行,前往原銀監會工作。2006年,姜麗明出任銀監會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副主任,后任主任。
2015年1月,銀監會進行成立后的首次組織架構改革,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改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當年3月,姜麗明即任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直至2016年11月卸任。
從銀監會辭職后,姜麗明就奔赴恒大工作。
而在當時接棒姜麗明,出任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一職的是郭鴻。郭鴻已于2021年3月主動投案,當年12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公開資料顯示,2003年9月起,郭鴻進入原銀監會,擔任監事會工作部綜合處處長。2016年11月,郭鴻接任姜麗明,成為原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機構改革后,他任銀保監會農村中小銀行機構監管部主任。
二人被查具體是因何舊案還有待官方進一步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郭鴻在天津被提起公訴。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起訴指控稱,郭鴻利用擔任原銀監會廣西監管局副局長、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銀保監會農村中小銀行機構監管部主任等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
同一重要監管崗位接連兩位部門“一把手”“前腐后繼”,也反映出該金融領域所暴露出的深層次問題。
不單是村鎮銀行,近年來,來自農村金融機構的腐敗頻發,甚至成為高風險的問題機構。
去年8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就曾刊文指出,黨的十九大以來,在全國31個省區市中,遼寧、陜西、安徽、四川、內蒙古、山西、海南、山東等近10個省級農村信用聯社“一把手”和領導班子成員落馬,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前腐后繼”、窩案串案現象。
2019年以來,廣州農商銀行多位高管相繼落馬。包括廣州農商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王繼康,廣州農商銀行原黨委委員、行長助理吳海峰,廣州農商銀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首席風險官彭志軍,廣州農商銀行原非執行董事李舫金等。
2020年,山西省聯社也爆出窩案。山西省聯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崔聯會,原黨委副書記、副理事長、主任邢亮,原黨委專職副書記、副理事長王忠澤,黨委原副書記王再升被查處。
天津的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也是問題頻發。2020年4月,天津農商行行長白平受賄7000余萬被公訴;2018年5月,天津農商銀行董事長殷金寶在辦公室割腕自殺。
遼寧的金融腐敗也集中在城商行和農信系統。今年5月,監管部門披露,2021年以來,在金融風險重災區的遼寧,已有63名中小銀行“一把手”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強制措施。
化險改革推兼并重組
監管部門針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改革化險工作一直在持續中。
在今年5月召開的通氣會上,銀保監會談及中小銀行風險處置情況稱,2018年以來,累計處置高風險農村中小銀行627家,處置不良貸款2.6萬億元,金額超過前十年的總和。
2021年初,銀保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推動村鎮銀行化解風險改革重組有關事項的通知》,提出推動村鎮銀行改革重組,加快村鎮銀行補充資本,有效化解風險。
該通知明確了4項舉措:一、支持主發起行向村鎮銀行補充資本。二、適度有序推進村鎮銀行兼并重組。三、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開展收購和注資。四、強化對主發起行的激勵約束。
其中提到,針對“對于不具備救助意義的機構,地方銀監局可要求主發起行牽頭實施重組、協助接管直至關閉”。而“對個別處置意愿不強、缺少處置能力的主發起行,可引入地方企業、非銀金融機構參與風險化解。”
作為村鎮銀行化險改革的措施之一,近期村鎮銀行的兼并重組步伐正在加快。
7月3日,遼寧省聯社在官網發布兩則公告顯示,沈陽農商行宣布承接遼陽農商行及遼寧太子河村鎮銀行網點、人員、存款。有消息稱,近期,兩家銀行現均已更名為沈陽農商行遼陽分行。
7月6日,張家口銀行收購阜城家銀村鎮銀行、武強家銀村鎮銀行獲批。兩家村鎮銀行因被合并而解散,其全部業務、財產、債權債務以及其他各項權利義務由張家口銀行承繼。
兩家村鎮銀行在2018年就已處于虧損狀態。根據其最近披露的財報,2018年兩家銀行分凈利潤分別為-310.68萬元和-378.88萬元。
而其背后股東也存在問題。公開信息顯示,占阜城村鎮銀行10%股份的阜城縣億豐崇佳包裝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坤騰食品機械有限公司多次被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而在今年4月,寧夏銀保監局批復,同意寧夏平羅農村商業銀行吸收合并平羅沙湖村鎮銀行,并承接后者的債權、債務。
前述村鎮銀行人士也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其所在村鎮銀行的主發起行已集中對旗下數十家村鎮銀行開了大會,要求營業狀況不佳的幾家村鎮銀行作出檢討,并發出了可能兼并重組的提醒。
除兼并重組外,各地農商行、城商行出手增資或收購村鎮銀行股份的動作也在加快。
2021年12月,廣州農商行公告,擬認購北京門頭溝珠江村鎮銀行增資新發行的全部股份,投資額合計約人民幣2.5億元。增資計劃在2年內分三個階段進行。
今年6月,蘇農銀行發布公告稱,擬收購江蘇靖江潤豐村鎮銀行部分股東股權。收購后,該行持股比例從54.33%增至90%以上,為第一大股東。
主動處置好于被動出清,前置處置好于事后補救。業內普遍認為,在監管部門加快風險處置的背景下,村鎮銀行的改革化險料將提速,實現風險機構的平穩有序退出市場。
“白衣騎士”從哪里來?
那么,問題村鎮銀行的救助者、“白衣騎士”從哪里來?
銀保監會在今年5月的通氣會上,也提及“鼓勵優質銀行、保險、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其他機構參與并購重組農村中小銀行”,并會落實鼓勵中小銀行兼并重組支持政策。
AMC(資產管理公司)也有望加入改革化險隊伍。
今年6月,銀保監會印發《關于引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聚焦主業積極參與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的指導意見》(下稱“62號文”),內容涉及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改革化險,鼓勵AMC參與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兼并重組工作。
分析認為,62號文拓寬了金融AMC對金融資產的收購范圍,將違約債券、90天以上逾期資產等五類資產納入金融AMC的收購范圍,同時完善不良資產一級市場定價機制,規范開展反委托處置不良資產業務等新規,有望推動AMC參在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中發揮積極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央地金融監管關系已經非常明確。今年1月,央行就《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
征求意見稿明確,省級人民政府履行對地方金融組織的監督管理和風險處置職責,承擔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屬地責任,督促各類股東履行補充資本的義務,對省級行政區域內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負總責。
在征求意見稿的起草說明中還提出,“中央統一規則、地方實施監管,誰審批、誰監管、誰擔責”的原則,將地方各類金融業態納入統一監管框架,強化地方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和處置。
前述銀保監會通氣會上,銀保監會有關負責人也指出,部分地區風險處置資源不足。農村中小銀行風險分布很不均衡,部分省區風險突出,但地方經濟轉型困難,具備資質的市場資本短缺,政府財力有限,難以提供化險資金。同時延期還本付息貸款預計有部分將形成不良,風險處置壓力進一步增加。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責任編輯:余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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