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周小川：人民幣地位會逐漸匹配中國經濟地位

　　本文系據觀察者網白紫文由博鰲現場發回的報道整理，未經發言人審定。

　　4月21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期間舉辦媒體見面會，就全球宏觀政策、人民幣地位、數字人民幣、綠色金融等熱點話題進行了解答。

　　以下為見面會主要內容（有部分刪減）：

周小川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圖片來源：博鰲亞洲論壇

　　記者：我有兩個問題請教您，首先有所提及世貿組織在調整規則困難重重，您認為亞洲新興經濟體應該什么方面為抓手實現倒逼改革？最近市場很多討論美國通脹預期飆升引發了投資者對于全球通脹的擔憂，面對可能的推行的通脹風險，您認為應該如何應對這個風險？

　　周小川：世貿組織改革首先我們強調多邊主義、強調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也同時了解到WTO有一些規則，目前全球不大滿意，所以就要進入WTO改革。應該說特朗普在任的四年期間，好像他對WTO的工作跟改革不積極，所以實際進展不多，在這個進展不多的情況之下，另外一種出路就是搞區域的自由貿易體系，大家都知道CPTPP，同時中國跟亞洲國家長期以來也一直在緊鑼密鼓的做RCEP，或者中國積極研究CPTPP，這些實際上也是推動從亞洲的角度，或者更廣泛的角度推進全球貿易體系。特別是有一些新問題，包括貿易有關的投資問題，數字化經濟的問題，在這些方面實際上推動國際貿易秩序的改進和新規則的制定，如果WTO暫時做不出來的話情況只有先局部推動。

　　現在拜登政府上臺以后，可能態度有所轉變，對于WTO新提名的總干事（也是昨天咱們開幕式上做講演的女士）給予了支持，我們想這兩項工作可以平行進行，但是全球范圍內WTO推進的進度的可能性還需要觀察?？傊?，有一個好的跡象，就是有可能保護主義情緒還在，但關稅大戰至少不會出現像過去三四年那種升級，或者緊張趨勢越來越嚴重的這種勢頭。但是這個還取決于具體的這些工作。

　　第二個問題，說的是貨幣政策寬松，通貨膨脹會不會輸入？首先經濟形勢變化以后，關于財政貨幣政策是采取了比較明顯的擴張性政策，這些擴張性政策過去的傳導機制和過去的理論，可能有的到現在不完全適用了，但是應該說這些政策，這種宏觀政策不管什么政策，其實都會優缺點兩個方面，不可能只有一個方面。

　　當然主張這么搞的時候，總是會說優點的方面，缺點可能就盡量少說了，要不然通不過，但是實際上都會有的，只不過是多是少，什么渠道的而已。也就是說，有可能走傳統的通脹渠道，也可能不走這個渠道。所以，你在救助了，在經濟實體加速復蘇、克服疫情這個過程當中，要花一定代價，這個代價在哪些方面？大概需要研究，也包括我們的媒體予以關注，慢慢搞清楚這些事情，有的觀點大家肯定也不一樣，我現在也不在人民銀行在職了，所以我也不能夠作為一個權威的聲音。

　　但是我們想象會有一定的代價，這些代價有可能是通脹的傳導，也可能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面的通脹，傳統意義通脹大家理解都是CPI，現在全球宏觀政策的溢出性越來越明顯了，過去我一直說宏觀政策基本上國內的，因為每個國家貨幣都是獨立，財政都是他自己的，所以過去溢出比較小，現在溢出相當明顯了。因此，出現全球性的宏觀政策上面的擴張，影響必然是會傳播的，這一點是肯定的，只不過什么渠道什么形式，我也希望大家多關注研究。

　　因此，宏觀政策不管怎么樣制定，都有一個度的把握，也就是說你希望它所達到的優點，達到的功能最大化，同時副作用最小化，就看你能不能更好的做到最優的安排。謝謝！

　　記者：我是中國國際電視臺記者，您認為應該如何推動全球氣候的國際合作和治理，您對于明后兩天的這樣的一個領導人氣候峰會以及11月份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有什么樣的期待？

　　周小川：領導人高層決定的事情讓我來說不是太合適，我是感覺拜登政府上臺以后重返了巴黎協定，重新強調了而且說實在的還是相當重視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們習主席是一貫就是重視這個問題，很早以前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去年又在聯合國大會氣候變化上面提出了中國重要的計劃和承諾，所以總體來講這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一個趨勢。

　　當然問題并不見得都那么好解決，一部分原因是靠各個國家自己安排，但是各個國家都要認識到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的事，每個國家都應該有自己的責任，做出自己的貢獻，另外一個方面，這里涉及到全球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進度安排的問題。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應該履行過去的承諾，對比較落后的同時又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給予資金技術方面的支持，這個方面的落實也不容易。

　　因為，發達國家新世紀以來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機，財政各個方面也困難，現在又有疫情，所以他們也有困難，所以很多東西還沒有做到，我們也必然會呼吁他們落實他們的責任，對于發展中國家也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但也還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個方面還有很多的內容。

　　另外，就是時間表，大家會在時間表上面進行協調，協調發達國家可能2050年碳中和，中國是2060年，還有一些國家目前沒有做出計劃，這個必須全球行動，有了總體目標還有過程更加詳細的路線圖，這樣可以逐年推動實現。

　　第三，會有一些共同的做法，就是在技術安排上面比如說對于化石能源，到底按照路線圖今后若干年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做法，對于新型科技因為很多東西可能還是要靠科技創新來解決低碳和零碳的問題，這個方面我認為也會有重要的推進。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碳匯，也會有一些安排，這個方面會有明顯的推進，大家對于各個國家高層領導的期望值，因為期望做不做得到，或者最后有沒有出現，這個我們現在不掌握，從期望值來講，就是要呈現出一種全球凝聚共識、下定決心的局面，這樣大家就能夠得到鼓舞，同時也會更加認真的去安排各自自己的計劃。不光國家層面，還有公司層面、行業層面都要去落實今后的減排和最終實現凈零排放。

　　記者：財經傳媒的記者，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一下您，我們從發達國家來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大概需要50到60年的時間，我們中國提出只用30年的時間，這并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肯定也會在整個經濟社會引起一個非常大的變革。但是，從金融機構來說，我們因為一直強調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在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下，到底金融機構會有一個什么樣的影響？金融機構到底應該如何去參與這個方面的碳中和的工作？

　　第二個問題，關于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時候，我們出臺了很多的文件，金融機構具體參與“一帶一路”有什么關注跟難點？

　　周小川：您說的這個對，中國如果是2030年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個時間相當緊的，我也想請你注意到一點，就是習主席說2030年以前達峰，我個人希望這個達峰能在2030年以前，我們做的稍微能夠更加出色一些，努力更大一些，達峰稍微早一點，這樣后面的時間稍微長一點。

　　但是總體來說從國際經驗來講都是很緊的，這里基于一個很大的期望，就是科技創新的出現，科技創新使能源行業會出現行業很大面目的轉變，另外對于整個經濟社會包括人類的居住、交通這些模式也都會產生很大的轉變，這個轉變可能2030年到2060年期間這個方面還會有所加速，這個加速一個方面科技創新自己本身就會出新東西，另外這樣的一個碳中和的政策導向這個目標導向，加上你剛才所說的實際上金融，金融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樣支持其他行業做到這樣一點。

　　金融自身當然也有實現零排放的問題，但是金融畢竟不是耗能大戶，也不是碳排放大戶，金融最主要的功能是改變資金配置，如何體現不偏向于碳排放多的、溫室氣體排放多的行業企業，要給他們上緊箍咒。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資金大量的向新的電力能源新型交通工具給予支持，同時科技創新帶來新的減排零排新的技術設施，這樣也就能做到了，這是金融業的使命。

　　在金融業里面，必然特別重視碳市場的作用，碳指標價格的引導作用，所謂風險控制、風險管理怎么做，這樣能夠輔助經濟向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們說現在已經見到了，在技術發展當中，大家已經看到了，比如說過去說，化石能源不能用的話，風能、太陽能，還有其他可再生能源會不會成本太高，經濟性不現實，經過這么多年努力大家看到成本不斷下降。還有一個輸配電問題要加以重視，我們國家超超高壓直流交流輸配電方面做了很多新的突破，建設也在發展的比較快，要使這些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東西能夠得到好的應用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于電網的能力。

　　此外大家知道核能也是變為一個比較主要的內容，核能總的來講大家主要擔心還是安全，這個“安全”說起來兩個字，后面全是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和工程提高到一定程度，這個安全問題就可以大大放心了。

　　所以未來趨勢上，大量依靠科學技術，現在不能完全規劃清楚，這個還是要靠推動。推動過程當中也會一些項目會遭遇技術失敗，失敗也沒有關系，因為失敗中間才能顯出哪幾項成功，大家看到電動汽車過去很多種方案，現在慢慢越來越清楚哪種電動汽車可行。

　　再有要非常重視的一點，就是氫能，氫能還是需要很多技術方面的開發，來解決比如說跨境的航線，像我們博鰲論壇外國人坐飛機來，飛機就有碳排放，能不能燒氫，氫燃料體積大，上飛機體積那么大怎么辦，用什么技術可以讓它體積小下來，或者飛機形狀是否可能改變，可以多裝氫燃料，不再像現在大家想象的飛機，這里也希望大家關心鼓勵，讓科技部門應用部門發揮更大的潛力，應該說中國的工程能力、技術人員相當豐富的，中國每年培養的工程師數量這么大，希望他們能夠在2030年到2060年相對較短的30年中能夠做出突出的成績。

　　所以，既要有壓力，同時還要保持樂觀。

　　記者：金融機構跟企業如何共建綠色的“一帶一路”，我們到底現在有什么需要重點關注跟解決的問題。

　　周小川：綠色“一帶一路”我覺得這口號也已經提出了一陣子了，我個人在這個方面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咱們博鰲論壇有一個“一帶一路”分論壇，分論壇當中聽到了商務部副部長談到了這樣的問題，他們已經方針政策上面我們盡量支持綠色“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中間有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他們一個工業化，提高GDP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礙是電力不足，如果大家有常去的知道，那供不上電停電也是經常的事，很多中國人也希望把一般產能支援給非洲國家，所以中國很多公司在非洲不同國家在搞開發區，工業園區。

　　工業園區多數遇到的第一大難題就是電力供應的問題，因此電力供應存在著一個問題，你要想上的快上火電，燒油燒氣更快，但是油氣你得花錢買，當然這個屬于化石能源，所以你等于商務部、金融界有統一的認識希望他們發展綠色的，可再生能源的，這里有一個平衡，以及對方需求的問題，我們希望發達國家帶頭，如果把未來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設計的非常清楚，一方面這些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他們自己在需求上出現轉變，中國是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供給方面，一個我們盡量給他們提供可再生能源，再有就是融資上面，融資上面現在實際上號召上面已經做到了，但是價格機制還不夠，這依靠有待于全球碳市場、碳稅這一類的激勵機制來使得金融方面更加落實，這樣至少在電力、能源這個行業上面會做的更好。

　　中國目前在外面推電網也比較多，承接很多“一帶一路”國家的電網建設，這個也是非常重要，因為你有了電網就可以調度平衡，沒有電網或者電網調度能力不行的話，一般要依靠局部的小電廠，局部的小電廠都是化石能源而且效率很低的，如果燒煤發電，發一度電到底要多少克媒，先進的機組270、280克，落后的機組330克、350克，排放有非常大的差別，電網的推行對于“一帶一路”電力解決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綠色發展不僅涉及到電力，還包括溫室氣體、當地的環境的污染、水資源、空氣，都要綠色的，中間重要的一條就是礦產品，如果礦業處理不好，就會在局部造成各種各樣的污染，而且有時候比較重。

　　中國屬于人均負荷比較大，14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很多地方還有山、沙漠，可耕地少，我們有些礦產品不足需要進口，鐵礦石、銅都需要進口。所以對海外一些礦業有所投資，這是正常的，各國都是互通有無，外國也需要中國的東西，中國的稀土他們也都需要。

　　但是注意，整個行業要提到更高的標準，要有更高的綠色意識，融資行業也要有更高的綠色意識，即便成本會高一些，因為環保型的開采跟污染型的開采成本不一樣，但是這個要靠覺悟的提高，以及激勵機制、考核標準的提高，包括媒體的監督。

　　除了能源電力以外，還有很多行業都涉及綠色發展的問題，也是大有作為的，我相信“一帶一路”在這個方面會做的越來越好，雖然當前也有一些批評，這些批評有的說得對，有的說得也不對，因為也有西方媒體對于中國目前有一點不太友好，有的地方不一定是有毛病，但他們也挑出來了。

　　記者：我是來自海南廣播電視總臺的記者，暢通的投融資環境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是非常重要的支撐，受到全球疫情的影響，去年我們的經濟出現了降速，同時也推升了全球債務水平，這也為發展中國家的償債能力增添了一些負擔，想問一下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這些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更好的解決他們債務問題，以及如何更好地通過融資實現經濟復蘇？

　　周小川：這是比較復雜的問題，特別是疫情出現以后，首先要講一條，我那天在“一帶一路”的分論壇上聽到進出口銀行胡董事長說了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明白，債務的問題不是疫情以后才有，疫情以前就有很多國家有高債務的問題。像過去有些國家打仗，債務對GDP的比例都是好幾千、上萬倍。非洲塞拉利昂那時候發生的事，過去也都有，疫情使得它加重了，疫情加重了之后大家才更關心，疫情出現以后，有一些財政不寬裕的發展中國家國家，首先應該用公共資金做好防疫、拯救生命，該上的隔離措施要上，大家希望他們能夠把手頭的資金用于這個方面。

　　如果手頭資金首先要用于還債的話，要考慮公共衛生方面的資金不夠的問題，還要考慮有很多停工停產的現象，疫情一出現，貿易、就業受影響，這樣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出口收入可能減少，導致公共債務攀升，外匯收入少了，外債的償還能力會變弱，所以可能需要幫助，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家共同做出努力。

　　并不是說有了疫情，只有發展中窮國、低收入國家有問題，實際上大家知道，真正問題特別大的還有不少是中等收入國家，甚至是中等偏高收入的國家，大家知道像阿根廷這樣的都是老問題，但是反正最后說起來也是債務問題，特別是外債問題。因此G20對他采取的措施給予重視，我認為非常正確的。首先為了疫情的原因，債務的還本付息應該暫緩，就是債務可持續性的這樣一種動議。在疫情期間可以推遲，可以做一定的利率減讓，但是大家討論的結果，就我觀察還是不輕易去提所謂“剃頭”，“剃頭”就是比如說一百塊錢債務，剃了20塊錢剩下80塊錢的本金了，或者直接消債，這個債不還了容易造成道德風險，也會造成這些國家自己的國際評級下降，新融資遇到困難。他們錢從哪來，當然有一部分是發達國家的官方資金，也有很多都是商業性資金，但是商業資金他們怎么樣處理，他們在疫情中間不是直接從一個大富人口袋中掏出錢，金融是一個中介，它的錢可能是存款，是老百姓的錢，或者動員發債了，買債的人是最終投資者，那些人有沒有承受能力？也是很值得懷疑的，所以意思就是緩債，2020年緩債可能再延長，現在緩債計劃決定延長到2021年年底。

　　在緩債計劃基礎上，由于疫情加重了債務負擔，以及歷史上可能存在著各種不同原因，原來就是的債務過重的國家怎么辦呢？是不是搞一個債務重組的倡議，債務重組現在看來進展不是太順利，G20為此搞出一個共同框架，如果要做債務重組應該怎樣，其中強調了一些標準，什么樣的債務可以考慮，減債的時候全球70多個國家可以放入籃子里面，有這樣的一個做法。那就要強調債務要有透明度，要有共同行動，同時也要讓巴黎俱樂部的主要做法起到更大的作用等等。我覺得現在實際上還是比較緩步地在推進，有很多事還需要觀察。

　　此外，剛才所提的中等或者比中等還好一些的高債務國家，現在有人提出，那些國家是不是也應該被考慮，他們不是因為疫情的原因，而是原來就存在很高的、不可持續的債務，那弄進來更加復雜了。

　　總之債務問題跟中國關系很大，因為確實中國在“一帶一路”口號正式出來之前，中國海外的投資貸款其實從本世紀初就開始慢慢起步了，之前已經有很多了，當然有政府的“一帶一路”的總體精神和號召以后發展的更快，中國海外有很多項目，由于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有的時候他們自己的錢不夠，必然會要求中國金融機構給予貸款，或者其他的方面的融資。

　　因此，可以說在全球對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貸款來講，中國占的比例不算小，但是我認為也不能夸大，因為他們有時候有這樣的一個劃分，到底是不是主權債務？還是商業性貸款？又說從全球來講透明度不夠，所以有的時候統計數字不一樣，總之中國也是一個大家瞄準的主要對象，確實也像剛才所說的，在新世紀以來，發達國家資金的量沒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大，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他也有財政緊張，有很多金融機構出現問題，自身重組重整的情況還不如中國。所以，發達國家在全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占比是逐步下降的，中國是逐步上升的，對于這樣的現象，提出中國如何參與的問題，首先中國也是積極參與了，特別是通過G20的共同行動積極參與了。同時，中國也在這個過程當中認識到了情況的復雜性，很多情況還要區別對待，也要防止道德風險，也要防止損害中國投資人利益。

　　總體來說比較復雜，咱們分論壇對于個問題的討論，大家關注的角度不一樣，另外不是所有人都關注這個問題，所以我就要把這個基礎給大家稍微說一說，可能中間說的啰嗦了一點，但希望大家關注這個問題。

　　鳳凰網財經：您在前兩天論壇上面提到了，數字人民幣未來肯定會用于跨境支付，跨境支付肯定帶來方便，那么數字人民幣未來是否會在RECP或者“一帶一路”當中跨境支付？之前碳減排會提供一些低成本的資金，您認為應該在哪些方面推進這個計劃？

　　周小川：數字人民幣未來跨境方面的潛力和“一帶一路”方面，我想不應該是一個單獨的問題，主要是說人民幣未來在跨境使用當中會不會逐步發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國家當中的使用份額會不會增加？意思就是，只要人民幣份額逐漸增加擴展了，數字人民幣自然也就跟上了，所以不是一個主要依靠數字化而發展的一種潛力或者一種魅力，實際上還是主要看人民幣，人民幣背后，一個看中國經濟，中國金融體系，幣值的穩定性，可兌換性、可自由使用性，如果有了人民幣基本上想要買什么東西，或者是做什么用途都好用，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的主推下，很多需求通過人民幣付款都可以滿足。人民幣能不能投資？手頭有人民幣能不能有正常的存款或者保值增值？比如說購買債券，這些上去了，人民幣自然有吸引力了。

　　但是，這是一個漸進過程，也是由市場主體自主決定的，雖然推行過程中可以做一些宣傳，但是究竟人家接受不接受，愿意不愿意用？是屬于市場參與主體自主決定的，所以也不是單方面就能夠決定的。但是我們要逐漸改進人民幣信譽，改進可自由適用性，也要改進基礎設施，包括跨境支付系統等等，這些是我們要做的。但是，終究選不選，屬于人家自主的決定。

　　第三，國際上各種貨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看美元，當然也要看歐元、日元、英鎊等等?，F在大家仍然很喜歡美元，如果美元的這些優點就可以保持得很好，可能愿意使用人民幣的人就會比較少，如果美元因為上次金融危機，或者其他原因出現問題，或者美國老用美元搞制裁，這樣就使得有一般人不得不找別的貨幣去用，這樣人民幣也會起來。

　　至于數字人民幣，當前主要面向小額零售，比如說方便跨境小額零售，方便于商人、旅游者、參觀訪問、開一個會的小額支付，這些小額背后當然也象征著人民幣的威信，既可以通過電子支付的方式方便地兌換當地貨幣使用，也可以在某些接受人民幣的當地商戶直接使用。另外還有網購，數字人民幣支付是否可以，這些都算小額。真正的大額是貿易投資、大型服務，這基本上還是靠所謂的大額跨境支付系統，要通過清算機制來完成。真正的跨境交易方面，數字人民幣目前以服務小額為主，當然也有的國家想把數字貨幣服務于跨境貿易，也有特別是外來勞工比較多的國家，想服務于跨境匯款，這個當中更復雜，其中涉及到如果搞大額支付，會不會中間有洗錢、有逃稅、有沒有反腐、融資、還有毒品的問題等等。

　　我大概是這樣看，所以這個數字人民幣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入手。這樣我們也在一定程度上面防止了目前國際上有一些聲音，好像說數字人民幣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多大的沖擊或者破壞，其實根本沒有那么嚴重。

　　記者：您認為碳減排的工具有哪些工具比較適合？

　　周小川：首先說綠色融資工具，現在發展最快的是綠色債券，中國綠色債券全球來講也是數量特別多的，綠色債券的激勵機制主要兩個方面，一是財政給不給一些政策優惠，比如說對于綠色債券能夠降低一下它的成本，央行可能可以給一點，但是那個量更小，因為它在智能上的功能不太多。

　　實際上社會意識很重要，在關于綠色發展的覺悟提高之后，實際上出資人，比如說存款人和債券購買人的投資人風險意識提高了，他可能覺得綠色債券風險低。比如要投資電廠，現在投資一個火電廠，就要考慮到這個火電廠在減排形勢下，也許還沒有蓋完就被叫停了。

　　或者是電廠建好了，等發電的時候，出現不管是碳稅還是碳配額的價格很高的變數，原來算的賬根本不管用，所以風險很高，從投資人和存款人選擇來講，使得綠色跟非綠色融資的價格差拉出來了，這是社會意識造成的，這樣綠色融資工具就會有一定的吸引力。

　　對未來中國來講，更重要的是碳市場，碳市場成熟以后，有了碳價格，獲得額外的碳排放權要付費，低碳零碳的就能夠拿到碳價格補償，這個差價就會進一步拉開，這個激勵機制要看看過去、看看現在還要預測一下未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主要的激勵機制方式。

　　記者：前天還有包括剛才談到的人民幣國際化自然而然的過程，人民幣目標不是為了取代美元或者其他貨幣，我們的目標讓市場做出選擇，您認為在這樣的市場選擇過程當中，相比美元，人民幣有什么優勢劣勢？

　　周小川：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第一大貿易國，現在服務業發展也不錯，特別是中國出境旅游，在疫情之前已經達到了每年1億多人次，這個在世界上是非常大的數目。很多國家非常重視中國的旅游者，為了方便他們，就要讓他們用人民幣，很多全世界的商戶網點，本世紀開始涌現出來的銀聯卡，慢慢都支持各種各樣的人民幣支付，這個都是所存在的優點，當然相比美元來講，這個過程必然歷史還比較短，美元在全球的地位是在二戰以后逐步形成，特別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后，美元占相當主導的地位。

　　金本位過時了以后，過去以金本位作為國家儲備貨幣，或者是跨國財富衡量，以及國際組織之間所通用的制度，都被美元替代了。所以美元范圍使用很大，歐洲這些貨幣相對規模比較小，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過去不是太行，就是穩定性稍微差一些，后來形成歐元，歐元當然還是威信很不錯的。人民幣跟這些的歷史經歷，還有現在的占比，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還有一條，就是自由使用程度上面不太一樣，因為我們是從轉軌經濟國家我們逐步慢慢擴大到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然后跟隨貨幣自由使用程度逐步提高，但是提高到的程度跟他們也還不太一樣。美元也有份額降低的方面，他們既然對于不少國家實施制裁了，制裁的地方就不能用了。

　　另外美國也非常擔心恐怖融資、毒品交易等，但是恐怖融資、毒品支付、洗錢等等確實是占了比較明顯美元流通的比例，所以特別防著這些東西，此外美國人還有一個就是他要防止美國的公司和個人的避稅行為。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財政很緊張，赤字債務不斷提高，所以希望通過稅收可以收回一部分海外利潤，美國很多跨國公司避稅行為很明顯，所以也積極支持G20搞了所謂的稅基侵蝕、利益轉移等等，防止美國個人去避稅天堂，這個要考賬戶管理的加強，總的來說都是通過對于美元結算體系進行監督和管理。所以不是使用美元就百分之百自由了，也是一個程度問題，人民幣自由使用程度跟美元有一定的差距，我們在不斷提高人民幣的自由使用程度。

　　這些因素決定了，變化總是一個慢節奏的過程，慢慢可能會有一些變化。既然中國經濟地位、貿易地位，在世界上達到了那樣的一個比例，貨幣地位總會自然上升的，除非你搞砸了，比如說搞成惡性通貨膨脹、幣值不穩定，那另說了，只要搞的好，自然會上升。這需要一個過程，同時需要全世界不同的用戶在不同貨幣當中自行比較，做出選擇，哪個對于他們最有利。全世界普通老百姓、公司、投資者等都面臨選擇。還要強調一下金融系統，使用貨幣的方便程度如何是金融系統的服務水平所決定的，大家現在都已經看出風險和危機，所以危機風險管理水平怎么樣也取決于金融系統，所以金融系統的發展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金融系統發展程度里面又依賴于金融基礎設施，其中跨境支付基礎設施，跨境通訊設施等是主要的，跨境的反洗錢、反恐融資機制等現在從廣義來說都屬于金融基礎設施，所以這樣幾項都是有關系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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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