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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訊 新浪財經訊 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國際清算銀行原高級經濟學家Herbert Poenisch出席論壇并演講。 Herbert Poenisch表示，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從“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兩方面不斷推進。“看得見的手”方面，中國可以通過利用一些雙邊和多邊安排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如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同業協議、上合組織協議、東盟等。“看不見的手”方面，新興經濟體應該跟隨可信且一致的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新興經濟體貨幣在人民幣與CFETS貨幣籃子掛鉤后有強勁的聯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目標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施以來有所調整，這些都將成為中國和美國貿易中的談判籌碼。 演講全文如下： 人民幣國際化及中國和美國貿易摩擦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伙伴都會有所影響。美元貶值時，新興經濟體盯住人民幣，保持人民幣兌新興經濟體貨幣匯率穩定的同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不變，人民幣隨美元貶值；美元升值時跟隨人民幣盯住一籃子貨幣，對美元貶值。人民幣兌美元敏感度的下降導致中國會被認為是匯率操縱國。 人民幣國際化從“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兩方面不斷推進。“看得見的手”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經過精細設計和推進的過程，中國通過利用一些雙邊和多邊安排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如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同業協議、上合組織協議、東盟等。“看不見的手”方面，新興經濟體應該跟隨可信且一致的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新興經濟體貨幣在人民幣與CFETS貨幣籃子掛鉤后有強勁的聯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目標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施以來有所調整，這些都將成為中國和美國貿易中的談判籌碼。[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長Yaseen Anwar出席論壇并演講。 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長Yaseen Anwar表示，如果企業需要融資的話，他們有4個主要的選擇，第一個是收入，第二個是借貸，第三個是債券市場，第四個是股權市場。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融資主要是通過銀行貸款，但是為什么我們還需要有公司債券市場？因為債券市場可以幫我們補充銀行業和金融中介結構的不足，缺乏成熟的債券市場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想從實踐方面的視角切入，我覺得這也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我自己也想表達一些我個人的觀點。 從巴基斯坦央行行長的視角看，全球的不確定性在增加，我們如何看待未來的發展，就是我所說的系好安全帶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未來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大家知道每10年美國都會有一個衰退，最近一次是2008年，今年明年我們都發放了1500萬美金的債券，所以它現在的收益是2%。 因為現在的利率已經在一個非常低的點，如何能夠進一步的推動利率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在過去的15年當中我們7%的全球性的財富都是在過去的時間當中積累起來的，當時大英帝國統治了24%的人口，現在可以看到他們連自己都管不好了，75%的國債都是用美元計價的，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進出口稅越來越被用作國際間的一個武器。 所以，在2018年12月的時候紐交所下跌了4.5%，這意味著4萬億美金市值蒸發了，我們現在處于1987年以來一個比較好的時期，在1987年10月份的時候利率下跌了6%，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下跌，歷史在不斷的重復自己的進程。 中國的“一帶一路”其實是給更多的新興經濟體創造互聯互通的機制和機會，他們不一定要達到國際債券的評級門檻，所以我們說不在表上的公司，比如說“一帶一路”的基金對于很多的新興經濟體來說都是很好的經濟增長的引擎。 比如說把它從農業轉化到技術和制造業，羅斯福在美國的時候就是要擴大美國的制造業，比較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需要的，比如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現在的GDP增長是3%以上，那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是運輸貨物的道路，或者是使我們制造業的物品能夠更好的進行分配和傳送。 所以我們跟多邊國家的機構合作可以彌補我們現在進入和參與的風險。所以我們希望生產力能夠有一個大幅度的提升，所以非常感謝“一帶一路”的倡議。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德國向歐洲的出口等等都有一個顯著的增加，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公司在非洲進行一些基礎設施和道路以及橋梁的建設，包括我們在非洲旅游的增長，比如說在印度尼西亞新型房地產的增長等等，所以我講的是一些“一帶一路”的成就，比如說現在“一帶一路”國家貢獻了全球人口90%和三分之一的GDP，如果沒有中國達不到這樣的增長，那我們說如果中國GDP增長降低到6%左右，就意味著全球GDP增長會有顯著的下降。 巴基斯坦有一個發電廠，這個是中國的工商銀行和進出口銀行來支持的項目，所以我們要建一些工業園然后能夠促進更多的工業，比如說在孟加拉我們有很多的鐵路的建設等等，現在也是運行非常良好。 2017年迪拜和中國的非石油雙邊貿易大幅的增加，現在有超過3千家的公司在迪拜注冊，我們現在在巴基斯坦有超過100家的機構和企業跟中國簽約。所以中國現在已經是超過75個國家的最大的貿易伙伴，而在20年前這個數字只有2。 所以，我們說貿易應該是雙贏的結果，而不是一方贏一方輸。所以說從歷史上看的話，我們有60%的國際貿易都是跟美國的，這不是好的趨勢，所以我覺得在未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加有效、更加節約成本的方式來進行投資，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的提升東亞和東盟國家之間的環境，所以我們希望在2040到2050年之間這些國家會成為一個最大的經濟共同體。東盟國家也在持續的進行貿易伙伴關系的互聯互通，東盟國家的經濟體希望有一個戰略的框架來進一步的促進他們經濟的增長，那我們在全球經濟風險的不確定性增強的情況下，“一帶一路”戰略其實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經濟動力和投資動力，我們希望能夠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實際上2008年的一個金融危機讓我們對于全球性的金融體系信心有所動搖，所以我們希望美國的經濟危機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都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也參加了很多圓桌會議，包括跟習近平主席的會議，所以我們可以在未來幾年當中思考怎么進一步的促進我們特別是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 如果企業需要融資的話，他們有4個主要的選擇，第一個是收入，第二個是借貸，第三個是債券市場，第四個是股權市場，所以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他們的融資是通過銀行貸款，但是為什么我們需要有公司債券市場呢？為了提供對銀行體系的競爭，同樣這種私人的債券市場也會有更多的能力。缺乏這種債券市場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債券市場可以幫我們補充銀行業和金融中介結構的不足，銀行也會有能力的欠缺。 之前的發言人也提到中國是現在世界上第二大債券市場，這是非常好的消息。如果過度依賴于銀行融資的話，會對企業的投資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銀行不愿意發更多的貸款的話，就會影響到企業的運行，如果沒有公司債券市場企業會覺得缺乏長期的投資和資金，也會影響到資本投資，也會加劇我們周期性的經濟影響，也會涉及到相應的建筑業等等產業，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會受到影響。 第二個方面涉及到機構變化，“一帶一路”是需要關注到發展也包括“一帶一路”銀行間監管合作的一個機構，我們需要為這種綠色的資產來進行融資，這樣一些綠色資產包括一些根據聯合國的規定進行規范的相應的類別。 在新加坡有數十億以人民幣計價的基金在新加坡的資本市場上市，這是亞洲首次出現這樣的一種情況，這樣的機制的目標是債務的資管市場建立以“一帶一路”的發展，在2018年底的時候，工商銀行包括其他的成員機構支持了50個“一帶一路”的項目，達到了440億美元的規模，這樣的債券使貸款者和投資者都可以支持“一帶一路”的建設，而且是跨了很多的國家和國境。 有一些投資會關注到凈值調查這個方面，就是說如果符合剛才所說的監管要求，可以減少對凈值調查的要求同時會提高效率。 第二涉及到資產負債表的一個改善。之后也會減少融資成本和合規成本，一個新的資產管理者的項目是會尋找新的產品來實現投資組合的多樣性。 綠色的投資是有新的資產類別，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也包括債券化的發展，從自由部門籌集資金推進這樣的努力，最后會使得我們這種流動性得到運用。達到5千億的PE基金可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但是這種基金運用不足，我們的綠色債券提供了很好的通道，現在顯示出我們需要50萬億的資金在2050年前支持基礎設施的建設，所以會有很廣大的前景，很多的資源，通過“一帶一路”得以利用，包括亞投行和其他的多邊機構。 最后我們講到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了央行監管的改革，要重塑我們的國際金融體系，有時候我們監管機構管的過多，涉及到逆經濟周期的監管，我講一下，我也在其他的場合講過這樣的情況，在1月的時候也是在哈佛哥倫比亞的研討會中講到這一點，監管機構可能不太愛聽批評的聲音，但是我會這樣講，宏觀審慎監管可能會阻礙長期的風險資產。全球金融危機帶來巴塞爾Ⅲ標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我們有一些風險意識，有一些金融機構會更關注這種交易，突然的資本流動會得到更高的關注。 2013年，對于加息減息美聯儲是有困惑的，當時對于印度、阿根廷和巴西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很多國家都需要注入流動性支持本國的貨幣，所以這種結果需要得到調整。 金融穩定委員會，包括央行需要創造很好的環境和監管的機制來使資本金要求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這種多邊合作可以整合起來。那多邊的金融機構也需要強化去政治化的借貸，特別是涉及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項目，我這樣講是我有相應的經驗和見證，亞投行、世行不僅僅要關注到政治類的項目，需要更多的關注到新興市場經濟體，而且我們的SDR應當應用于支持各種各樣的貿易和多貨幣的使用，會帶來地區融資需求，也會為中國制造商用人民幣增強信心，也能夠減少進口出口商的風險敞口。 所以我們的公司債券市場還包括的綠色融資等等都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能夠幫助我們預防風險，“一帶一路”帶來很多的資源和機會推動生產和包容性的發展，也包括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穩定性，同樣這種支付清算也可以用人民幣作為另外一種選擇，可以吸收風險，減少風險。而且我們的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需要得到加強，特別是當前東盟地區的形式，“一帶一路”帶來必要的方式能夠為我們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一些補充，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也會造福新興經濟體。 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須要幫助他人，“一帶一路”就是這樣一種創意，非常感謝！[詳情]

　　原標題：《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 （中國金融雜志記者劉宏振報道）2019年7月6日~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在北京舉行。在論壇上，2019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發布，報告的主題是“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王芳分三個部分對報告的七個核心觀點進行了解讀。 人民幣國際化現狀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強勢反彈，人民幣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官方儲備構成年度亮點 RII指數可以客觀描述人民幣在貿易、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各方面的國際使用程度。2009年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時，RII只有0.02%。2018年底RII達到2.95%。2019年第一季度RII的初步匡算值為3.20%。2018年RII波動性變大：上半年剛走出前期低谷，強勢反彈創出歷史新高；下半年又快速滑落，然后在次高位附近重新企穩。 從指數構成看，貿易項下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前進。對外進出口的人民幣結算份額穩定在16%以上，全球占比為2%；人民幣結算仍然以貨物貿易為主，但服務貿易增長速度更快，發展趨勢向好。2018年上海金、人民幣鐵礦石期貨、人民幣原油期貨等相繼掛牌交易，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在大宗商品貿易領域形成突破。 資本項下人民幣國際化快速增長。在包括直接投資、國際信貸、國際債券與票據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交易中，人民幣計價綜合占比2018年底達到4.90%，成為決定RII的關鍵力量。特別是在全球直接投資嚴重萎縮之際，人民幣直接投資顯著增加，RII推至歷史性高點4.91%——這使得人民幣超過了英鎊和日元、在2018年第二季度短暫地位列全球第三大國際貨幣。但金融交易波動大，帶動著指數也快速回調。 儲備項下的人民幣國際化同樣是年度亮點。加入特別提款權后，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占比一直穩步提升，2019年第一季度已超過2100億美元，占比1.95%，是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另外根據SWIFT數據，2019年5月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為1.95%，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 過去十年，人民幣國際化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重大變化，目前已躋身主要國際貨幣行列。同時期的美元國際化指數從49.52%升至51.95%，歐元從29.83%降至25.75%，英鎊基本保持在4.0%左右，日元從3.34%升到4.38%。 報告課題組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在初期走得既快又穩，依靠的是中國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貿易地位、幣值基本穩定以及持續推進的金融改革與開放。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挑戰包括，能否順利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底線，能否經得住以貿易摩擦為開端的極限外部壓力考驗，以及能否堅定地走好對外開放之路。 論證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三者關系 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在于富有效率、穩健有序和包容共享，高質量發展決定人民幣國際化未來 報告課題組認為，當代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涉及三個維度。第一，高質量發展是富有效率的。提高效率是經濟發展的永恒目標。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通過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金融支持等多方力量，不斷降低單位經濟效益所消耗的成本。第二，高質量發展是穩健有序、風險可控的。即在發展過程中要平衡好效率與穩健的關系，使經濟波動在可接受范圍內、金融風險在可控制水平下，可持續地健康發展。第三，高質量發展是包容共享的。實現發展機會的平等平衡，促成發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也就是說，發展方式是開放的，發展效果要落實到全社會、全人類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這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持久的動力。有效率的、穩健的發展有利于增強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穩定市場信心，推動人民幣完整地行使國際貨幣職能。包容的發展歡迎全世界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便車，這種開放態度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背書。其次，賦予人民幣國際化以時代特征和中國屬性。當人們更好地了解到人民幣國際化同樣是富有效率的、穩健有序的、包容共享的，那么疑慮或抵觸就會被肯定與歡迎態度所取代。中國能否最終實現與經濟貿易地位相匹配的貨幣地位，歸根結底還是要取決于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幣的意愿與程度。 高質量發展要求與之適配的金融體系，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 高質量發展要求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理論研究和歷史經驗研究發現，高水平金融開放可提高資本流動性，促進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效率；促進金融市場改革和發展，提高金融效率。高水平金融開放可增強國內外經濟金融聯系，有助于實現多元化投資組合、改善融資結構、促進金融機構有序競爭；只要應對好開放過程中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有望提高整個經濟和金融的穩健性。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給，可解決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促進普惠金融。有利于實現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共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 國際經驗和實證研究表明，金融開放對經濟發展進程影響巨大。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貿然開放，可能因負面沖擊而發生災難性后果。因此，高水平金融開放要在進一步改革中實現。 通過改革為高水平金融開放創造有利條件 培育適應高水平金融開放的合格的微觀經濟主體，重點是提高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如果實體經濟的開放度不高或是國際競爭力有限，金融開放后容易發生資本凈流出，可能錯失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升級等重大機會。所以，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快培育新的比較優勢，要率先突破一些全球性、引領性的關鍵技術，占領科技創新高地；要重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爭取國際產業鏈重構的主導權；要通過進口博覽會等新的貿易、投資平臺，促進全球產業合作，提高本土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和綜合競爭力。 金融開放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和未知性，特別是在國際環境趨緊的情況下，風險挑戰就更加突出。如果走向國際市場的企業和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不高或是合規意識不強，就會放大開放中的消極影響。所以，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要加強跨境業務的風險管理能力，尤其要對部分國家的政策風險、法律風險做好防范。 大力發展金融市場，以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的深化改革作為高水平金融開放的工作重點 以開放促改革，在改革中進一步開放，是中國金融發展的經驗總結。金融市場的改革與開放必須協調推進。 發展貨幣市場，是掌握人民幣利率定價權并支持離岸市場健康發展、貨幣政策傳導順暢的關鍵。要放寬市場準入資格，打通子市場之間的屏障，為發揮基準利率作用做好準備；要加強短端利率掛鉤衍生產品的開發，為機構提供套期保值和資產負債管理工具，為市場提供用于預測貨幣政策變化的敏感參數。 債券通”等安排提高了債券市場開放度，但要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權類債券市場，還要進一步改革。要完善做市商制度，豐富投資者結構，提升市場流動性。要盡快解決境外投資者在不同賬戶之間的頭寸轉換問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提高境外機構投資人民幣債券的便利性。本土評級機構要充分整合已有的資源和數據，形成核心競爭力；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積極在境內外兩個市場提供評級服務，提高評級結果的國際接受度。 股票市場的開放程度有限，開放深度不足。比如，尚未準許非居民在境內發行股票類證券；包括滬倫通在內現有的開放措施都屬于“管道式”開放，有嚴格的額度管理，并未形成系統性的開放；而且雙向跨境融資和資金規模也不平衡。A股納入明晟指數及其權重上調，雖然標志著股票市場國際化水平提高，但市場成熟度仍然不夠理想。當務之急是提高本土證券機構的國際化水平和綜合競爭力；完善交易制度，健全監管制度，引導形成正確的投資理念，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在風險可控前提下與資本賬戶開放、宏觀審慎管理等配套改革協調推進，形成立體的多元化人民幣資金回流機制。 外匯市場要繼續堅持漸進式改革，堅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目標，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和可溯性。在經濟發展較為穩健、外部條件較為均衡的情況下擇機推動匯率制度改革。當前主要側重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體制機制配套改革，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提供外匯風險管理工具；適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引入更多交易主體；審慎適時放開實需原則，允許適度投機交易，研究人民幣保證金外匯杠桿交易，增強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建立及時有效的外匯市場信息監控體系，為防范開放中的潛在風險、優化金融管理政策等提供依據。 抓緊建設安全、高效、國際化的金融基礎設施，兼顧硬件與軟件，重視發揮CIPS對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服務功能 金融基礎設施是資金運動的“高速公路”。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國際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基礎設施未明確國際投資者的接入方式，只有極少數實現了與國際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資金走出去和引進來均存在障礙。要加強以人民幣支付體系為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增強交易、支付、清算和結算系統的硬件設施聯通，同時加強金融標準、金融制度等軟件建設。 2018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二期全面上線運行，已成為人民幣跨境清算服務的主渠道。數據顯示，CIPS為“一帶一路”沿線的900余家銀行法人提供服務，為資金融通提供了有效支撐，為實現“五通”目標發揮了積極作用。CIPS支持當前股票市場各種“管道式”的開放機制，還引入兩家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作為直接參與者，并針對性地制定了配套準入機制，優先支持開展“債券通”結算業務，助力中國金融市場實現雙向開放。未來要積極研究與更多境外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可行性，積極推動與國際標準化戰略對接，推動中國金融標準走出去，為高水平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 不斷完善負面清單制度，以宏觀審慎政策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提高開放中的金融管理能力，確保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產業優勢 今年通過的《外商投資法》中明確規定：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種外資管理模式可以大大提高營商環境的穩定度、透明度和可預期性。目前，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已經減至40條，自貿試驗區負面清減至37條，未來可能繼續縮短。通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要建立起開放—保護的平衡機制，更好地兼顧利用外資與維護產業安全、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為高水平金融開放把好風險關。當前的工作重點是強化法理基礎，管理重心轉向事中審查，外匯管理做到“寬準入嚴監管”，確保監管能力和對外開放水平相適應；增加國家安全兜底條款，完善安全審查機制，建議成立國務院直管的國家安全審查委員會，聘請高級專家對可能帶來的安全問題提出專業咨詢；健全聽證會、行政復議等事后救濟制度。 近年來，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呈現出規模巨大、波幅增大、波動周期縮短等特點。在外部環境趨緊的情況下，跨境資金流動會形成正反饋循環和跨部門風險傳染，對實體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擾動，最終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從實證研究結果和各國政策實踐來看，宏觀審慎政策要比傳統的資本管制更適合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宏觀審慎對預防系統性風險更加有效；通過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進行逆周期調節，政策成本相對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弱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的干擾，從而對構建雙支柱框架更加有利。應加強以銀行資產、負債為目標約束的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力度，多種宏觀審慎工具搭配使用，實現貨幣政策體系、資本管制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有效配合，提升管理效率。[詳情]

　　趙昌文 新浪財經訊 7月8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出席論壇并演講。 趙昌文表示，金融的問題要從超出金融的視角來看待。也就是說，當討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的時候不能只是就金融論金融，而要把金融放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全面系統地看待，無論是正確認識存在的問題還是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均是如此。 趙昌文在演講中指出，金融的問題必須放在更大的經濟系統中去看待。金融的高杠桿、企業的高負債等，都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就像照鏡子一樣，照出來的是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如果不從這方面下功夫，就金融論金融是很難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詳情]

　　黃金老 新浪財經訊 7月8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江蘇蘇寧銀行股份公司董事長黃金老出席論壇并演講。 黃金老表示，當前，在政策強力干預下，防金融風險局勢已有緩解，但仍不可掉以輕心。鑒于企業尤其是大企業違約的后續連鎖效應，除了宏觀和行業層面的措施外，在微觀層面，也需要制定一系列規則，以組合拳的方式解決債務問題，即債務重整。[詳情]

　　范希文 新浪財經訊 7月8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風險官范希文出席論壇并演講。 范希文表示，面對當前金融系統中潛在的系統風險，除了宏觀政策方面的應對之外，還應該在微觀上有一定的措施。 目前雖然有一些手段在幫助銀行進行風險轉移，比如有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等手段，但這些手段都有很多的局限性。[詳情]

　　Yaseen Anwar 新浪財經訊 7月8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長Yaseen Anwar出席論壇并演講。 Yaseen Anwar表示，中國的“一帶一路”給更多的新興經濟體創造互聯互通的機制和機會， “一帶一路”的基金對于很多的新興經濟體來說是很好的經濟增長的引擎。在解決一國發展所面臨的資金約束瓶頸時，一些國家會關注銀行渠道，這些國家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作為中介機構。如果企業需要融資的話，他們有4個主要的選擇，第一個是收入，第二個是借貸，第三個是債券市場，第四個是股權市場。 Yaseen Anwar指出， 金融穩定委員會，包括央行需要創造很好的環境和監管的機制來使資本金要求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這種多邊合作可以整合起來。[詳情]

　　新浪財經訊，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原副局長、中國駐IMF原執行董事魏本華出席論壇并演講。 魏本華指出，分析經濟問題時，需要實地走訪、實地調查。比如分析中國和美國貿易摩擦時，需要觀察很多維度的數據指標，但是部分實際的、涉及民生的指標，需要實事求是地走訪企業等經濟中的實體，親身地去問一問、看一看，才能真正了解影響的程度。 魏本華先生還建議建立財政政策與央行貨幣政策領域的協調機制，以進一步完善“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例如地方債、地方商業銀行等問題，會涉及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但是這一協調過程現在缺少透明化、常態化、公開化的機制。建議建立財政政策與央行貨幣政策的一種協調機制，將宏觀經濟部門（如商務部、發改委、人民銀行、乃至于證監會、銀保監會）的成員都吸收進去，吸收各相關部門對財政貨幣政策發表的意見，有利于“雙支柱”的宏觀調控發揮更好的作用。 以下為（部分）演講內容： 第一個，要進一步重述一下，我想說如果我們關注到人民幣國際化的話，有一點我們是經常會忽視的，或者是沒有談到，比如什么時候我們在哪個時間點會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我認為這是很難做出判斷的。但是如果我們進行對比，對比其他國家、其他貨幣的一些經驗，英鎊、美元、歐元，這些貨幣都花費了至少50年的時間來實現國際化，成為國際貨幣。所以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如果我們將人民幣的國際化進行考量的話，我想再引述易綱行長的一句話，那就是“順其自然，水到渠成 ”。這個意味著什么呢？就是我們需要真正的意識到一系列的前提條件，就是當這些條件滿足了之后，我們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就會自然而然的成熟，所以我們簡單的想一下，可能是30年，可能是50年，都是正常的。如果我們跟美元跟歐元的國際化來比較的話，可能采取一個折中的40年，這是我們的一個理念，我們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理念。 鄂志寰女士也提到，我們可能其實有人耐心不夠，想要在比較短的一段時間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如果我們縱觀歷史的話，就會發現我們已經在十年當中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們從零開始，到現在從3%開始的一個逐漸增長的結果。當然我們有一些起起落落，在2016年-2017年之間有一些起落，我們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們也非常的有信心，我們將會克服這些困難，將會進一步的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想引用Herbert Poenisch的話，他說中國人其實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國家，所以這個就像中國的經濟增長一樣。我們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保持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因素，就是我們需要一個非常穩健的健康的經濟的增長，然后這個經濟的增長將會促進人民幣相對來說的國際化。因為我們看我們40年的改革開放，就可以看到過去20年世界經濟的走向，可以發現不確定性在不斷的增加，包括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等等。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經濟還是保持一個平穩并且較快的增長，全球能跟我們的經濟增長相提并論的也就只有印度。我們相對來說還是有非常大的信心，如果中國的經濟能夠保持強勁的一個增長趨勢，那我們毫無疑問，我們人民幣國際化將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步調來進行。[詳情]

　　新浪財經訊，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CFT50成員出席論壇并演講。 劉勇表示，銀行發展歷程也是銀行和銀行服務“脫實體化”的過程，開放銀行是銀行4.0的起點。 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們認為開放銀行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穩定、明晰的開放銀行模式，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從國際上看，英國、歐洲等國和地區的開放銀行以輸出客戶數據為主。澳大利亞已經制定了具體的開放銀行戰略。新加坡已經制定“金融即服務”的手冊。墨西哥于2018年3月通過《金融科技法》，要求金融機構建立開放式API，為開放式銀行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世界各國對開放銀行的態度都很積極，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中國香港等18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在開始推動開放銀行之路。 從國內來看，2018年下半年開始，各大銀行紛紛投入到開放銀行的實踐中來，先是浦發銀行推出“API Bank 無界開放銀行”，之后，工商銀行、招商銀行、建設銀行等商業銀行陸續發布相關產品。中國的開放銀行以功能開放為主，這是市場驅動銀行的自發行為，是銀行面對新的發展形勢、積極開拓市場的有力探索。 “開放銀行”建設離不開對前沿技術的研究與應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層重大技術來看，需關注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技術、分布式技術、安全技術，還有一些尚在發展的前沿技術。當然，不同技術的成熟度和可應用程度實際上是有差異的，這也影響到銀行科技創新的技術路徑選擇。 “開放銀行”變革的驅動力，與金融科技創新一樣，其供給側驅動因素是不斷演進的新技術和變化的金融監管，需求側影響因素則是不斷變化的企業與消費者偏好。具體來看，一是充分適應客戶需求更加多元化、專業化、智能化的趨勢，與金融科技結合，滿足用戶全部需求。二是無處不在的“交互”。從居民到企業，客戶主體習慣的交互界面，已經快速向移動互聯網時代轉化，而通過“開放銀行”的建設，使未來銀行服務如“網”無處不在，體驗一“點”觸手可及。三是更好地維護客戶關系，有效實現線上線下的結合。四是從客戶到用戶，再到伙伴。客戶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產品和服務，而且能夠主動訂制和提出需求，成為部分服務的提供者之一。 除此之外，開放銀行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合作共享資源能促進創新、更激烈的競爭和更好的金融服務、產品，但是開放銀行也存在許多風險和不確定性。首先，開放銀行商業價值有待驗證；其次，開放銀行標準與開放范圍尚不統一；最后，開放銀行提高了數據泄露風險、業務開放風險和外部風險。在一個客戶信任銀行保護其數據安全的行業，開放銀行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改變人們對安全的態度。創新本身必須謹慎管理，因為任何對銀行服務的破壞都可能產生巨大影響，并損害客戶的信任。根據市場結構、監管環境以及消費者對隱私和安全的態度，不同地區在開放銀行方面的進展不盡相同。無論在哪個地區，開放銀行模式的勢頭似乎都很明顯，這要求銀行在新的環境中為成功做好準備，并預測可能的客戶影響。 此外，開放銀行要堅持標準先行，加快制定并落實各區域開放銀行的技術規范。開放銀行涉及銀行與合作方之間大量的數據、接口和業務規則，要從設計、研發、部署、運維等階段加強開放銀行生命周期的安全管控，明確開放銀行服務部署、接口設計、安全集成、安全監測、信息保護、風險控制等方面的技術要求，引導開放銀行規范發展。同時，加強資源融合發展，積極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既要考慮銀行機構自身開放銀行發展專業人才需要，同時也要與科技金融人才勞動力市場接軌，制定科技金融人才培養戰略，持續加大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投入，為開放銀行發展培養充足的專業人才。 最后，銀行發展歷程也是銀行和銀行服務“脫實體化”的過程，開放銀行是銀行4.0的起點。銀行服務的提供不再以銀行網點的形式提供，而把銀行服務隱藏到人們的生活場景之中，打造“無所不在”的全新銀行業務模式，實現 “客戶在哪，銀行服務即在哪”，靈敏的架構和先進的技術將是未來銀行核心支柱，但實現未來銀行服務的技術不會在銀行層面實現，相反卻會在個人體驗層面增加。[詳情]

　　新浪財經訊，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西班牙對外銀行研究部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出席論壇并演講。 夏樂表示，非市場化行為對我們持續性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形成嚴峻挑戰。 以下為（部分）演講內容： 我對這個環節的理解是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資本市場改革中遇到的挑戰。所以，我的切入點是如何能使海外投資者更活躍的參與到我們國內的資本市場投資活動中。我是一個市場分析師，所以我想從海外投資者的角度分析為什么現在海外投資者對于投資我們中國的資本市場還不是那么熱情？ 如果你直接問這些海外投資者，他們會告訴你一系列原因。如：中國金融業相關法律法規的限制、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中國市場流動性等問題。但我認為，我國對外開放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資本市場中還存在一些非市場化的行為。 在阿根廷G20之后，我們看到有一些外資開始進入到中國資本市場，一直到今年 3月、4月。這說明了外資在我國資本市場波動的時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市場穩定器”的作用。 我覺得非市場化行為對我們持續性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形成嚴峻挑戰。接下來，我說一下我們目前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即：銀行業金融機構與非銀機構流動性出現分化。從整體上來看，非銀機構表現尚可，但這其實是建立在監管部門大力扶持的基礎上的。如果未來外國投資者要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話，我相信他們對這個現象是很擔心的。因為我國許多大型金融機構事實上是國有的，所以我們監管部門會對他們進行扶持，但是外國投資者會擔心他們在中國遇到了問題并不會受到類似的保護。所以面對現在的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挑戰，我們需要認真的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如果我們想吸引外資參與我國的資本市場，我們未來應該怎么做？我就談到這里，謝謝！[詳情]

　　資本項下人民幣交易成倍增長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強勢反彈 來源：金融時報 在近日舉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上，《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以下簡稱《報告》）發布。《報告》指出，2018年，在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上升、增長動能趨緩的不利外部環境下，中國經濟表現相對出色，GDP同比增長6.6%，經濟運行總體向好，穩中有進。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雙向浮動特征明顯，國際收支趨于平衡，宏觀審慎調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貿易計價結算、金融計價交易、國際儲備等領域，人民幣使用止跌回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歷經一輪波動周期，人民幣國際化企穩提速，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自2017年三季度末的1.90%開始走出低谷，2018年年末RII為2.95%，較2017年年初回升了95.8%，實現強勢反彈。 如果從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開始算起，人民幣國際化剛剛走過第一個十年。2009年年底，RII只有0.02%，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幾乎完全空白。截至2018年年底，RII達到2.95%，短短數年已經嶄露頭角。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國際貿易中人民幣結算份額為2.05%；在包括直接投資、國際信貸、國際債券與票據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交易中，人民幣計價的綜合占比為4.90%；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中，人民幣占比為1.89%。 《報告》特別指出，10年來，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取得了突出進展，資本項下人民幣使用更加活躍。一方面，國際金融計價交易成為RII增長的重要動力。2018年四季度，人民幣國際金融計價交易綜合占比為4.90%，較10年前實現質的飛躍。另一方面，國際金融計價交易對于市場反應敏感，也成為了RII波動的主要來源。 資本項下人民幣交易成倍增長也推動人民幣國際使用結構由貿易為主體向資本金融為主體轉變。《報告》指出，10年來，跨境人民幣使用結構出現了顯著變化。盡管貿易仍然是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項目，但其份額呈現持續下滑態勢；資本金融項下，特別是非直接投資的資本金融項目快速攀升，占比超過六成，成為跨境人民幣結算的主體部分。 10年來，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順勢而為，有序解除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限制，在促進貿易便利化基礎上逐步放開直接投資、跨境人民幣資金池、銀行間債券市場、RQFII、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鞏固本幣優先地位，為人民幣使用開辟了有效通道。2018年，中國加快金融市場開放進程，擴大外資準入與業務范圍，進一步明確“熊貓債”政策框架，境外參加行和境外清算行進入境內外匯市場的相關安排不斷完善，股市互聯互通額度提升，人民幣原油期貨掛牌交易，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資產配置的吸引力。 在一系列便利化政策利好的推動下，人民幣金融資產越來越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青睞。2018年年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余額增至4.85萬億元，同比增加5610億元，增幅達13%，延續了2016年以來的增長勢頭。在非居民所持人民幣資產中，規模最大的是債券，其次是股票、存款及貸款。過去5年，非居民的金融資產更加多元化，債券類金融資產連續較快增長，存款類金融資產不斷下降。《報告》指出，2019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使用結構由貿易為主體向資本金融為主體的轉變將持續并得以鞏固，人民幣投融資將更加活躍。 “人民幣國際化是市場驅動、水到渠成。”中國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局局長霍穎勵表示，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顯著成效，但也面臨一些問題：第一，在人民幣跨境使用中經常項目使用占比仍比較低；第二，人民幣國際支付比例較低；第三，人民幣在海外市場可獲得性不高；第四，境外機構持有股票和債券的比例仍然較低。 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認為，在貿易投資格局發生變化的形勢下，在市場主體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更加強烈、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防范金融風險的各項工作更加緊迫的環境下，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走得更快一些。 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霍穎勵表示，金融市場的開放應該遵循富有效率、穩健有序、包容共享三大原則。高質量金融開放，特別是在跨境資金流動的過程中，應該兼顧效率和穩健。其中，要完善有關境外投資者直接入市和境內境外交易互聯的相應投資安排，同時，也要推進相應的監管措施改進。 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近幾年，央行等部門不斷改進和完善金融市場開放的相關制度安排：第一，引入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和支付貨幣，引入凈額結算制度，有效平抑跨境資金流動；第二，不斷改進和完善相應的額度管理；第三，逐漸放寬、取消資金匯出匯入限制；第四，滿足人民幣管理和風險對沖需要；第五，推動各種開放渠道不斷整合。霍穎勵表示，要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繼續推動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場開放，持續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相關基礎設施安排，不斷改進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東方資產原執行董事、副總裁、董事會秘書陳建雄出席論壇并演講。 陳建雄表示，如何化解不良資產—是要充分發揮地方四大amc的主渠道，主戰場作用； 二是要發揮地方MC的輔助作用，發揮地方MC在地方的主力軍作用； 三是發揮銀行投資公司債轉股的作用； 四是要充分發揮境外投資者對中國不良資產的投資作用； 五是在產品端上要由過去簡單的三打向三重轉變，利用各種手段包括資產證券化等等化解不良資產； 六是要發揮全社會投資機構的作用，共同發力化解金融風險； 總之，金融風險的形成是很復雜因素，要化解金融風險，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一起打好三大攻堅戰中的化解金融風險的第一大攻堅戰。[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微眾銀行科技創新產品部負責人姚輝亞出席論壇并演講。 姚輝亞表示，互聯網銀行誕生的使命就是服務普惠金融，因為普惠金融的特性就是使我們不得不去關注長尾人群的行為特征。那就要走向場景、走向連接。怎么來做普惠金融？術的層面就是“開放銀行”。 剛才大家談了很多，我們不妨把開放銀行這個事放到更宏大的背景當中去看，為什么在今天銀行業提出這個概念，而且那么多人去關注甚至今天坐在這里花那么多時間去討論？ 第一點首先跟產業互聯網，或者產業數字化有很大的關系。為什么十年前沒有，因為十年前我們做不到，看今天不管是打車、吃飯、叫外賣等等，你會發現跟我們老百姓衣食住行相關高頻場景全部互聯網化了，互聯網化意味著全部數字化，所以有大量的數據存在。銀行業也在數字化，所以當產業數字化和銀行數字化都走到了這個歷史時點的時候，大家聯手合作就變的很自然了。 第二點，開放銀行這件事從銀行的視角看，這個詞本身也說明我們銀行業在過去的發展當中，它的路徑選擇或者它的思路還是有那么不開放的一方面。 看銀行本身，銀行為什么擁抱開放銀行與銀行業現今遇到的發展瓶頸有關系。且不說因為利率市場化以后利差壓縮等原因，光看我們現在“客戶脫媒”的情況，銀行想獲客、保持粘度很難，看銀行業開始考核MAU就是一個體現。因為銀行業務本身不是一個天然的高頻的場景，用戶現在不想去銀行網點，連用銀行的APP都覺得費勁。 那么銀行業就要做場景的延伸，結合剛才提到的第一點產業數字化的發展，這就逼迫銀行走向場景。同時二八原則當中，那20%的客戶，大家競爭過于激烈，所以如果做增量只能往下沉做長尾，做長尾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即這群人中有很多沒有信用記錄，過去銀行依賴的是傳統的征信記錄，遇到這一幫長尾人群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征信數據覆蓋的人群跟他們重合度不是很高，那怎么辦？就需要替代性的數據來彌補這一些問題，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了與場景端合作的場景金融或者開放銀行這些東西。     第三點我覺得從平臺方來看，互聯網在各垂直行業的整合都已經基本完成，各個垂直行業互聯網公司的整合度非常高，比如衣食住行大家知道老大老二是誰，第三都不知道是誰。除了為客戶引入并提供金融服務發展本業訴求以外，互聯網模式的發展因為資本的介入早期可以燒錢，但到了成熟期以后都有流量變現和盈利的壓力，大家知道金融很好的變現模式，他們有天然的動力跟銀行業合作。     第四點從客戶體驗的角度來看，在場景端消費時，如果需要金融服務就能更好的滿足他需求，體驗更好。    互聯網銀行誕生的使命就是服務普惠金融，因為普惠金融的特性就是使我們不得不去關注長尾人群的行為特征。那就要走向場景、走向連接。怎么來做普惠金融？術的層面就是“開放銀行”。 我們提出來三個OPEN，第一個開放平臺（Open Platform）就是所謂的場景金融概念，連接場景方，通過API或者SDK提供嵌入式的金融服務。第二塊是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是我們把一些原創的知識產權，甚至一些專利，一些積累的能力給到合作的銀行，或者合作伙伴，讓他們可以基于我們的能力再去做一些創新。第一點相當于是我們銀行自己產品的創新，第二點是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合作伙伴去創新。第三塊是開放協同（Open Collaboration ），就是我們希望在構建的生態里面，大家通過各自的創新，最后能形成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盈利增長點，這是我們在銀行領域提出的三個在開放。[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曹德云出席論壇并演講。 曹德云圍繞國際保險資產管理業的發展趨勢進行了詳細探討； 首先，對國際大型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從規模上看，2017年全球前20大資產管理機構中，保險系有4家；從經營模式上看，保險公司設立獨立資產管理公司為主，也出現了收購、并購資產管理機構的新模式；從業務結構來看，由最初的管理保險資金逐漸擴展向管理第三方資金；從客戶結構來看，機構客戶和零售客戶并重。 其次，梳理了國際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的四種運作模式：安聯模式即分層型資管業務架構；安盛模式即綜合型資管業務架構；保德信模式即平臺型資管業務架構；忠利模式即控股型資管業務架構。 然后，總結了全球保險資產管理市場發展的七個趨勢，一是保險資管在全球資管市場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二是保險資金的委托和受托的市場化雙向開放十分普遍；三是產品化是拓展第三方業務的重要模式；四是資產多元化配置中另類投資越來越重要；第五是全球化配置資產成為主流趨勢；六是專業化分工日益精細；七是資產管理進入金融科技的新時代。 最后，提出我國保險資產管理行業應該在市場化、專業化、精細化、國際化和科技化等方面要加快推進。[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IMI 學術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華軟資本董事長王廣宇出席論壇并演講。 王廣宇指出，中國有比較完善的第三方支付體系，因此銀行業的開放就沒有那么迫切。數據方面的開放是銀行開放的精髓，但也是最難做好的方面。數據的開放必須建立在合規的基礎上。[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銀行原行長、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工作組組長李禮輝出席并演講。 李禮輝表示，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可能會顛覆傳統的金融架構。 企業的邊界在于成本，金融的內核在于中介。數字資產市場的降成本、去中介效應，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有可能對傳統的金融架構造成顛覆性沖擊。 立足當下看未來，我歸納了3個“如果”： 如果市場成本低于金融機構內部成本，那么，金融機構的對應業務可能被淘汰。 如果金融中介的經濟職能被淡化，那么，金融中介業務的空間可能被壓縮。 如果數字貨幣的應用范圍超越傳統貨幣，那么，商業銀行的存款資源以及相應的信貸能力可能被削弱。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金融科技創新帶來的挑戰將集中表現為成本和競爭力。金融機構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運營成本、風險成本。規模化經營可以造就的成本節省、競爭力提高的效應，新技術的成功應用同樣可以造就。那些把握了數字金融核心技術和應用能力的金融機構，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運營成本和風險成本，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同時獲得優于同行的核心競爭力。 演講全文如下：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斯坦福大學教授Brian Arthur說，經濟會隨著技術的進化而改變它的結構，即改變它的制度安排方式。近20年，新技術革命不斷加速。在金融領域，我們看到，金融科技創新改變了金融的服務模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也正在重塑金融市場的格局。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都屬于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數字技術，推動金融業變革，可以稱為金融業的數字化。 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直接的，是數字信任。運用大數據技術發現信用，挖掘信用，可以擴大信用范圍，幫助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問題。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數字信任，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環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紐帶，加持商業信用，節約信用形成所需的時間和成本，有利于普惠金融的發展。 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復雜的，是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可以區分為法定數字貨幣、虛擬貨幣和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的基本架構有待抉擇：如果維持間接發行機制，現行的貨幣市場運行模式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如果采用直接發行機制，中央銀行將擁有貨幣市場調控的絕對地位，但將限制商業銀行的初始信貸能力。虛擬貨幣的前途有待“裁決”：大起大落，暴跌暴漲；有人挖礦，有人投機；有人發財，有人破產；極少數獲準成為證券，大多數涉嫌非法集資。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的“企圖”有待觀察：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聯合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發行的數字貨幣，有可信任的信用背書，有可審計的金融資產支撐，有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臺，有大規模的客戶群體；Facebook聯合28家機構創始的Libra，似乎是一個企圖僭越中央銀行威權、顛覆現有貨幣體系的數字金融系統。 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淡薄的，當屬數字資產市場。數字資產市場的發展，會不會解構現有的金融格局？這里做一些分析。 金融科技創新正在重構金融基礎設施。互聯網實現數據的海量匯聚和高效歸集，大數據云計算實現數據的深度挖掘和價值發現，人工智能有可能實現數據產權的資產化和市場定價，而區塊鏈有可能構建分布式、去中介、可認證、可信任、低成本的數字資產市場。 數字資產可以分為2大類。 一是實體資產的數字化。包括存款、債券、股票、票據、房產等金融資產，在數字資產市場中獲得認證、定價并進行交易，實現產權的讓渡和轉移；也包括酒店、住房、汽車、設備、工具、景點等實體資產，在數字資產市場中獲得認證、定價并進行使用權的交易。 二是數據產權的資產化。包括游戲、音樂、影視、著作、授課等數字化產品的使用權，在數字資產市場中獲得認證、定價并進行交易；也包括通過證券化安排、具有收益權、從而具有投資價值的數字產品，在數字資產市場中按份額進行交易。這類數字資產的所有者可以保留所有權，讓渡完整的使用權和份額化的收益權。 數字資產市場可能具有區別于傳統金融市場的特性。 第一，數字資產市場交易有可能淡化中介。利用區塊鏈的共識算法、智能合約機制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定價、智能撮合機制，數字資產市場理論上有可能建立公平對等、點對點的直接交易機制，從而淡化中介甚至取消中介。 第二，數字資產市場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數字信任機制的建立可以節約信任成本和信用風險成本，從而降低數字化金融資產的風險定價。對于資產化的數字產品，隨著使用權共享范圍的擴大，理論上的邊界交易成本有可能趨于零，邊際收益率有可能直線攀升。 第三，數字貨幣有可能成為數字資產市場的價值尺度、支付工具和儲存手段。適應于不同的交易場景，數字資產市場的交易對手有可能綜合評價信用背書、交易效率、交易成本等因素，選擇適合的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及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最有可能成為數字資產市場的金融交易工具。 企業的邊界在于成本，金融的內核在于中介。數字資產市場的降成本、去中介效應，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有可能對傳統的金融架構造成顛覆性沖擊。 立足當下看未來，我歸納了3個“如果”： 如果市場成本低于金融機構內部成本，那么，金融機構的對應業務可能被淘汰。 如果金融中介的經濟職能被淡化，那么，金融中介業務的空間可能被壓縮。 如果數字貨幣的應用范圍超越傳統貨幣，那么，商業銀行的存款資源以及相應的信貸能力可能被削弱。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金融科技創新帶來的挑戰將集中表現為成本和競爭力。金融機構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運營成本、風險成本。規模化經營可以造就的成本節省、競爭力提高的效應，新技術的成功應用同樣可以造就。那些把握了數字金融核心技術和應用能力的金融機構，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運營成本和風險成本，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同時獲得優于同行的核心競爭力。 為此，金融科技創新的目標，不僅是新流程、新產品、新服務，更重要的是新客戶、新市場、新價值。應該把握“四維尺度”。 一是效率更高。能夠提供比現有技術平臺更快、更便捷的金融交易服務。 二是成本更低。建設成本、運維成本低于同類技術平臺，交易成本、服務成本、監管成本低于同類金融產品和服務。 三是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規模。只有那些真正有特色、有實惠、有吸引力、有粘性的產品和服務，才有競爭力，才有可能達到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規模。 四是具備社會認可的可靠性、安全性。新技術金融應用的可靠性、安全性，應該首先由研發機構和應用機構負責檢測和驗證，其次由社會認可的權威機構進行第三方檢驗，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還必須得到金融監管機構的確認。 推進技術、資本、數據、市場等資源的整合，以效益為中心重構商業合作模式，可以提高金融科技創新的效率和效益。中小金融機構應該抱團發展，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打造與大型金融機構同臺競爭的實力。中小金融機構可以組成金融科技聯盟，聯合投資金融科技研發單元，集中科技資源，統一研發，統一維護，共享成果，共擔成本。科技企業和金融機構可以按照優勢互補、利益分享的原則，建立長期合作商業模式。 宏觀上的重大挑戰在于：數字貨幣如果成為規模化的金融交易工具，勢必重構貨幣市場運行機制；數字資產如果實現規模化發展，勢必重構金融市場；數字技術如果達成規模化的去中介直接交易，勢必重構金融中介體系。 數字金融制度建設和標準化建設已經成為緊迫的課題。 一是必須掌握數字技術主導權。實施數字技術國家戰略，國家隊加民營隊，大中加小微，加快推進數字技術研發，在數字技術的關鍵領域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加緊研發下一代計算架構，目標是在未來的數字社會中，確保數學算法的公正性和正確性，確保數據的隱私性和可靠性，確保數據的全流程全周期安全，同時，確保數學算法的速度和效率。 二是必須加快數字金融制度建設。立足于保證數字金融的可持續發展，立足于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抓緊建立數字信任機制，抓緊制定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數字資產市場監管、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監管、虛擬貨幣監管等數字金融制度，抓緊研發數字金融技術國家標準，抓緊建立專業化的數字金融技術應用審核和驗證體系。[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信建投基金總經理助理、投研總監王琦出席論壇并演講。 王琦表示，長期的海外資金的在A股的占比也已經非常高，這一些長期的資金進入以及比例的提高，就使得我們這個市場無論是投資的理念，就是長期的價值投資，還是他們對于風險屏蔽的能力，它又反過來降低了市場有的波動。 以下為演講全文： 第一點講資產管理的功能，我是做基金的，相當長時間也做權益，也就是股票的投資。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說為什么中國經濟發展這么好，但是我們的股票指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面都沒有漲，其實在我們研判資產管理行業的時候，我發現這里面其實也有對應的互相影響的關系，就是我們的資產管理的一個行業本身它的不同性質的資管產品，對于我們的整個融資經濟結構有比較明顯的影響，比如說保險的資產管理，保險的資金一般來講是長期的資金，一方面有投資的功能，往往就可以有一些長期的眼光和視角，去投資于我們的股權類的資產。股權類的資產在長期的角度內回報率比較高。大家可以看到巴菲特的投資回報率比較高，但是它的資產波動也不小，它的保險性質使其能夠實現這樣的功能。 說回來我們資產管理的行業，在國內其實在很長的時間里面銀行理財是規模最大，盡管我們的資管新規從去年以來的時候要求凈值化管理打破剛兌打破層層的嵌套，凈值化管理，這是必須的。但是也要看到，在新規之前銀行理財相當于在另外一方面實現了大的資產配置這樣一個功能，通過它更高層面的資產配置撫平資產波動。在我們對規則進行完善和升級的情況下，實現凈值化管理的過程中，我們去年就出現了信用緊縮的局面。甚至今年我們可以看到PE、VC融資也出現了下滑，就和我們資管新規有很大的關系。所以這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上來講，如何去更好的規劃我們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的這樣資產配置和它的功能管理。和我們整個全社會的融資結構還是有相當意義上的研究空間。 第二點，在理念方面，我認為目前時點中國的股票市場存在相當重要的拐點，這里面其中有多個層面的因素，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保險資金占比已經超過了公募資金，包括我們長期的海外資金的在A股的占比也已經非常高，這一些長期的資金進入以及比例的提高，就使得我們這個市場無論是投資的理念，就是長期的價值投資，還是他們對于風險屏蔽的能力，它又反過來降低了市場有的波動。 比如說我們把外資最重倉持有一百支股票做了指數，第一表現很好遠遠超過了滬深300等等的指數，其次它的波動率反而更小，所以這個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這幾年國內證券市場監管機構做了非常多的好的監管，一級市場可能目前朝注冊制的試點，以及二級市場上的一線的監管，兩方面投資者的結構和我們監管的理念和監管制度的變化，我覺得已經使得我們的A股市場處在一個變化的非常重要的節點，可能從現在開始， A股市場本身的波動率減少、價值的體現又能夠更加吸引更多的長期資金，甚至使我們更多的零售的客戶進入，包括過去的十年里面大家也能看到我們公募基金的股票型基金總的規模沒有增長，但是我個人認為我們市場相互良性的推演也會使得未來發生變化。 最后一點就是我們作為公募基金在整個資管的大盤子里面，其實是在整個的資管的產品譜系里面也有一個不同點，公募基金是整個資管產品里面監管最規范信息披露最嚴格也是最早開始凈值化管理的一類產品，所以在整個資管普系里面公募基金的產品其實相當意義上作為了一類標準化產品允許被嵌套，使得公募基金與其他資管機構之間有很大合作的空間。[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金財富服務中心聯席負責人房慶利出席論壇并演講。 房慶利首先從數據上闡釋了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的現狀。房慶利表示，目前資產管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資本市場結構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首先，市場的散戶特征正在出現顯著變化；從機構投資者來看，私募基金、保險、公募基金是持股最多的國內機構投資者，外資也已經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同時，外資機構開始尋求公募基金的控股權，我們已經開始直接面對國際資產管理機構的競爭。 房慶利認為，資管行業的成功并沒有與眾不同的訣竅，主要還是回歸業務本質，堅持長期投資的理念，抵御短期利益的誘惑，不冒風險特別是顛覆性的風險，才能夠管好客戶的資金，成為一個成功的資產管理機構。資管公司的成功重點是建立可以復制的投研能力，而不是追求明星基金經理或者某個人成功的模式，因為這些都是不能長期復制的。另外，房慶利認為中國的資產管理機構在海外也有很大的機遇，隨著海外上市、海外業務擴張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持有大量海外資產，中資機構對于海外中國人來說更熟悉，也更容易建立信任。[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財政學會政府與社會融資專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原副局長安起雷出席論壇并演講。 安起雷表示，只要是在做金融業務一定是在經營風險，金融機構一定要重視風險，不可以盲目的擴張，不可以搞違規的經營。 我們應當回過頭來回看什么叫金融？回歸到本來的面目上來，我理解的金融實際上專家學者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就是拿人家的錢干自己的事。前提是你要把這個錢要用好，這個錢一定要本金加利息都回來。如果本金回不來，利息回不來那么對銀行、對金融機構來說，我們的專業詞叫不良資產。 監管和銀行是一對矛盾。企業家們包括金融企業家們希望把企業做大做強，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但金融是經營風險的地方，是負債經營，賬上的錢是老百姓存款，一定要接受監管。我們的監管和市場應當經常的互動。我們的金融特別是圍繞著金融的相關資源，要在監管上要逐步的完善，要最大限度的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中國的事情我覺得沒有那么急，問題不是一天產生的，解決這些問題也不一定在一個早上完成，應當用溫火、慢火。只要是在做金融業務一定是在經營風險，金融機構一定要重視風險，不可以盲目的擴張，不可以搞違規的經營。金融的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既然我們有志做金融業務探索，那么我希望監管部門和市場和學界應該加強溝通，多交流。[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李偉出席論壇并演講。 李偉表示，要進一步強化用戶信息保護，維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當前個人的敏感信息和重要信息的保護工作十分重要，機構未經授權就擅自采集存儲使用個人數據，就是赤裸裸的信息盜竊。 李偉指出，要把信息保護作為金融科技應用的底線。相關機構在采集用戶數據時應堅持“最小、可用”的原則，即僅向用戶申請必要的數據授權。[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工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魏泉紅出席論壇并演講。 魏泉紅表示，現在銀行理財子公司的成立，代表著銀行理財進入了一個2.0時代。銀行理財子公司是有中國特色的資管機構。 工商銀行是在2009年第一家成立資管部獨立運作理財業務的商業銀行，初衷是將商業銀行的自營業務和代客業務分離。工銀理財是銀行理財發展的一個代表和縮影，過去十余年，銀行理財也伴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 現在銀行理財子公司的成立，代表著銀行理財進入了一個2.0時代。工銀理財在新時代將著力打造六大體系，分別是合格投資者體系、凈值化創新型產品體系、以大類資產配置為核心的投研體系、全面覆蓋的風控體系，強大有效的運行和估值體系，以及一個適合銀行理財市場化運作的高效穩健的組織架構體系。同時與母行做好八大協同，具體包括渠道銷售、產品布局、項目推薦、風險管理、系統運營、考核評價、區域理財、還有境外發展的協同。 因此，從上述維度看，銀行理財子公司首先是有中國特色的資管機構；其次，工行的理財子公司一定是工商銀行的；最后，銀行理財子公司作為一個公司，一定是公司化的運作模式，這中間也蘊含著機會和挑戰，未來在轉型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銀行理財自己的特點，也要考慮如何更好地跟其他市場化機構進行融合和互補。[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出席論壇并演講。 曾剛從五個方面講解了銀行理財可能發展的方向和特點： 第一，理財子公司建立之后，銀行理財產品體系會更加多樣豐富。這原因大家也都很清楚，因為理財子公司有獨立牌照，而且目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超越了銀行原來在體系內部去做理財的范圍，不管是資金端還是在資產端。這也解決了銀行固有的制度問題。這意味著理財子公司可以做的產品，理論上來講要比現在的理財產品體系更加豐富，這取決于銀行自身能力的建設。當然豐富的過程當中有一些特點，因為要服務銀行的客戶，銀行的客戶風險偏好和期限偏好等等都會有它特點，甚至包括原有的習慣可能還會延續，所以說在調整過程當中最后的產品形態或者是結構是什么樣子還要逐步去看。但是原則上來講它會更加豐富。 另外，期限上面可能會適度拉長，因為資管新規對期限的錯配有很強的要求，所以未來一些保障性的產品、期限更長的產品可能會更多。這也表明，未來風險上可能會出現更加多元化的產品形態，期限形態上也有更長的期限去走。 第二，是營銷渠道的拓展。我想理財子公司一個很大的突破，是在互聯網上的這一塊。它實際上是代表了整個行業的發展趨勢，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不光是理財產品，整個銀行的業務都在線上化。現在銀行離柜率非常高，個別上市銀行理財產品的銷售重心也在往手機端遷移。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為了適應趨勢，以往以網點營銷的模式，不光是理財這一項產品，包括傳統的信貸也都在線上化。所以這一塊我覺得要充分利用好這樣一個突破吧，這也意味著原來的銷售的方面會更加的多元化，尤其是線上化。 第三，運營模式上的創新。運營模式上的創新大家都在講，從銀行理財子公司的角度來講，打造投研能力這是非常重要，這是核心的資管能力，且未來可能會逐步的豐富它原來不具備的能力，去提升它這一種行業競爭力。但是從我們的觀察來看，從過去的從客戶的需求端來講，收益其實也不是一個絕對的變量，而且大家都在市場當中的時候，不同機構想在收益上有絕對的差異其實也是很難。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運營模式的創新，其實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說從余額寶的成功我們已經非常的清楚看到這一點，并不是它的絕對收益有多高，而是它的運營模式和以往是不同的。所以從這角度來講我覺得銀行理財除了打造投資能力以外，恐怕還要更多的打造科技能力。因為理財是銀行為數不多的，客戶粘性比較強的業務，頻率也相對較高。實際上是可以作為銀行業務發展去打造一個生態的入口，因為其他互聯網機構是以支付為主，但是這一塊銀行至少在零售端很難改變入口的格局。 如果之后還想去做這樣一個生態的話，目前看起來理財核心競爭力牌照也好、優勢還是在銀行這一端。未來可以成立銀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態入口在互聯網生態，這個可能會形成我們今天講的開放銀行。這種模式的應用不是指整個銀行，可能是由局部某個產品端圍繞和展開的這樣一個服務客戶的新的平臺。 因為現在銀行間差異化發展是很難，其實客戶在銀行和銀行之間轉換也是非常容易。我今天在這銀行買理財或者在那個銀行買理財，這個轉換成本非常低。所以你要提高客戶的粘性光靠收益是很難，因為不可能在市場每一個產品都比別人好。所以從這角度來講打造粘性，是下一步運營模式的改變方向。 第四，管理制度的專業化。因為理財子是一個新的公司，一個新的公司的好處是不用把存量的東西做太多的調整。現在銀行很多的東西之所以做不出來創新是因為涉及到核心系統的改造和內部的調整較困難。但是如果建立一個新的系統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現在很多互聯網銀行和小的消銀公司就做的很好，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因為他們沒有核心系統，沒有原來系統的制約，可以完全創造新的。這是它的專業化潛力所在，這專業化不光是說有更專業化的激勵約束機制，給員工更多的報酬，而是因為可以重新塑造新的生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從這角度來講可以放到整個銀行戰略的角度去考慮，這是可以帶動銀行業數字化的轉型的契機。未來需要兩方面的專業化改進，一方面是投研，另一方面是科技。 第五，發展模式的差異化。我們看到現在銀行也批準了不少，未來可能需要有不同銀行在模式上的差異化發展。在我看來，如果從大行的角度來講，它們有它和總行的協同要求，更多可能會去實現總行的戰略和規劃及服務全行的需求。對于小行來講，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增長點，原因是地方銀行原來是一個區域性的機構，服務半徑是有限，網點也是有局限的。但是到了線上以后，網點的牌照不受限制，所以可以開展全國性的拓展，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小行創新的力度可能會比較大，而且絕對可以作為一個戰略轉型的重點。因為完全有可能這一塊的規模可以超過表內規模，這在工行很難，但是小行有可能做到。 所以從這個角度，不同銀行這一種發展策略和它整個運營模式可以真正帶動銀行整體的轉型。雖然，不同的運營模式也需要監管，畢竟這是一個持牌機構，但是，監管的允許范圍到底是如何的，因為所有的東西因為現在都還在起步階段，很多東西很難去預測。理論上來講是存在這一種可能性，未來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銀行在理財子公司的發展模式上可能會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它的這定位發展的空間可能都會有所不同。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簡要的分享一下我對銀行理財子公司未來發展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在我看來銀行理財子公司的機遇是遠遠大于挑戰的，這是從增量角度來講。所以也預祝它們在未來的發展能取得成功，我們在座已經有好幾位嘉賓已經開始做了，未來可能會積累更多的經驗。[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銀行原行長、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工作組組長李禮輝出席并演講。 李禮輝表示，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復雜的，是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可以區分為法定數字貨幣、虛擬貨幣和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 法定數字貨幣的基本架構有待抉擇：如果維持間接發行機制，現行的貨幣市場運行模式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如果采用直接發行機制，中央銀行將擁有貨幣市場調控的絕對地位，但將限制商業銀行的初始信貸能力。 虛擬貨幣的前途有待“裁決”：大起大落，暴跌暴漲；有人挖礦，有人投機；有人發財，有人破產；極少數獲準成為證券，大多數涉嫌非法集資。 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的“企圖”有待觀察：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聯合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發行的數字貨幣，有可信任的信用背書，有可審計的金融資產支撐，有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臺，有大規模的客戶群體；Facebook聯合28家機構創始的Libra，似乎是一個企圖僭越中央銀行威權、顛覆現有貨幣體系的數字金融系統。 李禮輝建議，當下中國必須加快數字金融制度建設，掌握數字技術主導權。 演講全文如下：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斯坦福大學教授Brian Arthur說，經濟會隨著技術的進化而改變它的結構，即改變它的制度安排方式。近20年，新技術革命不斷加速。在金融領域，我們看到，金融科技創新改變了金融的服務模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也正在重塑金融市場的格局。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都屬于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數字技術，推動金融業變革，可以稱為金融業的數字化。 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直接的，是數字信任。運用大數據技術發現信用，挖掘信用，可以擴大信用范圍，幫助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問題。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數字信任，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環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紐帶，加持商業信用，節約信用形成所需的時間和成本，有利于普惠金融的發展。 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復雜的，是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可以區分為法定數字貨幣、虛擬貨幣和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的基本架構有待抉擇：如果維持間接發行機制，現行的貨幣市場運行模式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如果采用直接發行機制，中央銀行將擁有貨幣市場調控的絕對地位，但將限制商業銀行的初始信貸能力。虛擬貨幣的前途有待“裁決”：大起大落，暴跌暴漲；有人挖礦，有人投機；有人發財，有人破產；極少數獲準成為證券，大多數涉嫌非法集資。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的“企圖”有待觀察：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聯合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發行的數字貨幣，有可信任的信用背書，有可審計的金融資產支撐，有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臺，有大規模的客戶群體；Facebook聯合28家機構創始的Libra，似乎是一個企圖僭越中央銀行威權、顛覆現有貨幣體系的數字金融系統。 在金融業數字化的進程中，人們感受最淡薄的，當屬數字資產市場。數字資產市場的發展，會不會解構現有的金融格局？這里做一些分析。 金融科技創新正在重構金融基礎設施。互聯網實現數據的海量匯聚和高效歸集，大數據云計算實現數據的深度挖掘和價值發現，人工智能有可能實現數據產權的資產化和市場定價，而區塊鏈有可能構建分布式、去中介、可認證、可信任、低成本的數字資產市場。 數字資產可以分為2大類。 一是實體資產的數字化。包括存款、債券、股票、票據、房產等金融資產，在數字資產市場中獲得認證、定價并進行交易，實現產權的讓渡和轉移；也包括酒店、住房、汽車、設備、工具、景點等實體資產，在數字資產市場中獲得認證、定價并進行使用權的交易。 二是數據產權的資產化。包括游戲、音樂、影視、著作、授課等數字化產品的使用權，在數字資產市場中獲得認證、定價并進行交易；也包括通過證券化安排、具有收益權、從而具有投資價值的數字產品，在數字資產市場中按份額進行交易。這類數字資產的所有者可以保留所有權，讓渡完整的使用權和份額化的收益權。 數字資產市場可能具有區別于傳統金融市場的特性。 第一，數字資產市場交易有可能淡化中介。利用區塊鏈的共識算法、智能合約機制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定價、智能撮合機制，數字資產市場理論上有可能建立公平對等、點對點的直接交易機制，從而淡化中介甚至取消中介。 第二，數字資產市場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數字信任機制的建立可以節約信任成本和信用風險成本，從而降低數字化金融資產的風險定價。對于資產化的數字產品，隨著使用權共享范圍的擴大，理論上的邊界交易成本有可能趨于零，邊際收益率有可能直線攀升。 第三，數字貨幣有可能成為數字資產市場的價值尺度、支付工具和儲存手段。適應于不同的交易場景，數字資產市場的交易對手有可能綜合評價信用背書、交易效率、交易成本等因素，選擇適合的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及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最有可能成為數字資產市場的金融交易工具。 企業的邊界在于成本，金融的內核在于中介。數字資產市場的降成本、去中介效應，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有可能對傳統的金融架構造成顛覆性沖擊。 立足當下看未來，我歸納了3個“如果”： 如果市場成本低于金融機構內部成本，那么，金融機構的對應業務可能被淘汰。 如果金融中介的經濟職能被淡化，那么，金融中介業務的空間可能被壓縮。 如果數字貨幣的應用范圍超越傳統貨幣，那么，商業銀行的存款資源以及相應的信貸能力可能被削弱。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金融科技創新帶來的挑戰將集中表現為成本和競爭力。金融機構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運營成本、風險成本。規模化經營可以造就的成本節省、競爭力提高的效應，新技術的成功應用同樣可以造就。那些把握了數字金融核心技術和應用能力的金融機構，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運營成本和風險成本，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同時獲得優于同行的核心競爭力。 為此，金融科技創新的目標，不僅是新流程、新產品、新服務，更重要的是新客戶、新市場、新價值。應該把握“四維尺度”。 一是效率更高。能夠提供比現有技術平臺更快、更便捷的金融交易服務。 二是成本更低。建設成本、運維成本低于同類技術平臺，交易成本、服務成本、監管成本低于同類金融產品和服務。 三是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規模。只有那些真正有特色、有實惠、有吸引力、有粘性的產品和服務，才有競爭力，才有可能達到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規模。 四是具備社會認可的可靠性、安全性。新技術金融應用的可靠性、安全性，應該首先由研發機構和應用機構負責檢測和驗證，其次由社會認可的權威機構進行第三方檢驗，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還必須得到金融監管機構的確認。 推進技術、資本、數據、市場等資源的整合，以效益為中心重構商業合作模式，可以提高金融科技創新的效率和效益。中小金融機構應該抱團發展，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打造與大型金融機構同臺競爭的實力。中小金融機構可以組成金融科技聯盟，聯合投資金融科技研發單元，集中科技資源，統一研發，統一維護，共享成果，共擔成本。科技企業和金融機構可以按照優勢互補、利益分享的原則，建立長期合作商業模式。 宏觀上的重大挑戰在于：數字貨幣如果成為規模化的金融交易工具，勢必重構貨幣市場運行機制；數字資產如果實現規模化發展，勢必重構金融市場；數字技術如果達成規模化的去中介直接交易，勢必重構金融中介體系。 數字金融制度建設和標準化建設已經成為緊迫的課題。 一是必須掌握數字技術主導權。實施數字技術國家戰略，國家隊加民營隊，大中加小微，加快推進數字技術研發，在數字技術的關鍵領域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加緊研發下一代計算架構，目標是在未來的數字社會中，確保數學算法的公正性和正確性，確保數據的隱私性和可靠性，確保數據的全流程全周期安全，同時，確保數學算法的速度和效率。 二是必須加快數字金融制度建設。立足于保證數字金融的可持續發展，立足于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抓緊建立數字信任機制，抓緊制定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數字資產市場監管、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監管、虛擬貨幣監管等數字金融制度，抓緊研發數字金融技術國家標準，抓緊建立專業化的數字金融技術應用審核和驗證體系。[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郵儲銀行資產管理部總經理步艷紅出席論壇并演講。 步艷紅表示，資管新規出臺以后，銀行理財業務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在金融開放的背景下，我國銀行理財業務如何融入到大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去，和國際投行背景的銀行資管公司去競爭，面臨的壓力和挑戰非常大。 以下為（部分）演講內容： 就國內資管行業而言，銀行理財業務有它的獨特優勢，客戶、渠道還有包括在固收領域的優勢；也有它的短板，比如原來的資源投入還有IT系統等等。和保險相比，保險資管在過去十幾年已經做到長久期的大類資產境內境外管理的能力；基金在債券和權益領域投研方面的優勢非常突出；還有券商在財富管理領域進步非常大；作為銀行理財來說還有一些短板。 國際上大資管行業分為銀行、基金和保險三大板塊，銀行在前20家當中占比一半，且前50家的資管機構占到了全球整體資管規模的70%，頭部效應非常明顯。在金融開放的背景下，我國銀行理財業務如何融入到大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去，和國際投行背景的銀行資管公司去競爭，面臨的壓力和挑戰非常大。 未來銀行成立子公司以后從風控體系、業務領域，以及在人員和資源的投入上都會按照行業平均發展的趨勢去配置，行業發展主要是靠人才的競爭。在銀行體系下獨立成立子公司，在相對靈活的市場化機制下將會給銀行理財業務更大的活力，能夠讓這支隊伍更接近于國內領先的資管機構，甚至像國際領先的資管機構去競爭和學習，把我們國內銀行下資管業務推向新的更高水平。[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上海證券交易所國際發展部副總監王步宙出席論壇并演講。 王步宙表示，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的。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上海證券交易所近年來推出了滬港通、滬倫通以及中日ETF的互聯互通，拓展了海外人民幣資產配置的選擇渠道。 以下為演講全文： 大家好，聽了前面兩位的發言，我受益匪淺。我作為交易所的一員，對于今天這個課題的體會，肯定不如剛才兩位，包括在座一些專家理解得深刻和全面。上海證券交易所是全國金融要素之一，接下來，我只是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做了些什么事，跟大家分享，供大家進一步的討論。 除了剛才提到我們與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德國交易所在法蘭克福合作建立了中歐國際交易所，上市了一定的人民幣計價產品。近些年來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上交所還成功推出了一些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項目，為境外投資者進一步配置人民幣資產提供了更多更豐富的產品。在進行方案設計時，考慮的不僅是如何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穩步推進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對于如何以新業務去支持人民幣國際化也有考慮。 以滬港通為例，它是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包含兩個方向： 1、內地投資者用人民幣去買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2、境外的投資者通過香港市場也是用人民幣來買上交所的股票。 這樣一來，就使境外的人民幣增加了一個可以配置人民幣資產的渠道。 從2014年11月到現在開通快5年的時間，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滬港通一直在做不斷地完善，包括2016年滬港通總額度被取消、2018年每日人民幣額度擴大4倍，這些都可能有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截止6月30號，滬港通總的交易量已經累積達到了14萬億元人民幣，日均交易金額是130億元人民幣，其中滬股通交易金額達到了9萬億人民幣，港股通合計交易量5萬億人民幣。資金的跨境流動路徑是封閉的、循環的，是盡最大可能做到了風險的可控。這個是我們做的第一個互聯互通嘗試。 第二個嘗試就是上個月17號，上交所和倫交所啟動的滬倫通，由于考慮到時差的原因，采用了存托憑證的合作方式，這一模式可以使上交所公司能夠在倫交所掛牌交易，倫交所的公司能夠在上交所掛牌交易。 第三個嘗試，為進一步拓展人民幣相關海外產品方面，上交所和日本交易所推出了中日ETF互通，它是運用現有QDII和QFII的機制。開通當日，中日雙方分別各有4只ETF上市。 所以從這三件我們做的事情來看，我個人體會來講，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對外開放的程度越大，境外參與境內資本市場的比例也就越大，人民幣的需求也會進一步增加。反過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進一步提升，對于人民幣資產的數量和種類需求也會變得更多，又進一步助推資本市場有序開放。對交易所而言，會在中國證監會的指導下，進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做到風險可控、監管有效率。[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出席論壇并演講。 鄂志寰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路徑是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未來需要提升人民幣作為避險貨幣的功能，爭取在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建立良性關系。 以下為演講全文： 人民幣國際化新的生態系統應該有哪幾個方面的內涵？ 在過去的十年發展里，人民幣慢慢爭取或奠定了自己的國際結算貨幣地位、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國際計價貨幣地位。但是，從實際情況上看，人民幣其實是一個全球市場的風險貨幣，因為如果全球市場波動加劇，第一體現的就是人民幣匯率面臨巨大的壓力。因此，未來人民幣新的國際化必須要提升人民幣作為避險貨幣的能力。避險貨幣必須具有內在穩定性，而內在的穩定性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目前，我們的金融市場做大了，但離一個具有運作良好的和合理結構的市場還有很大的距離。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推進金融市場開放、資本市場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未來應該在金融市場結構方面做進一步提升和完善，爭取在外匯市場和中國的資本市場之間建立良性的互動循環。此外，這個生態系統還要考慮怎么樣在“一帶一路”上圍繞中國走出去企業的實際需求，通過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三架馬車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從長遠來說，我們還需要解決整個中國對外的資產負債結構平衡的問題，包括負債率的不平衡和投資主體的不平衡。未來中國必須要提升對外投資的能力和水平、擴大對外投資的管道、增加私人部門對外輸出的規模，同時減少官方儲備的對外投資，從而讓國內的相關主體進行全球性資產配置的時候更加理性、配置資源的能力更強。長遠來說，這也應該是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一個推動力量。 未來人民幣新的國際化必須要提升人民幣作為避險貨幣的能力。[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有限責任公司總裁許再越出席論壇并演講。 許再越表示，世界各地哪里需要人民幣，哪里就應該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哪里就應該有人民幣支付的便捷支付通道。 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是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有限公司的許再越，我今天沒帶PPT過來，我簡要介紹一下我們是干什么用的。我們這個公司實際上成立在3年前，17年系統上線，主要是處理人民幣的收付。如果你收付的雙方都在境外，或者一方在境外，但是你貨幣使用的是境內的人民幣，那么都是在我們這里來辦理。 正因為我們有這樣一個跨境的安排，實際上大家對我們期望很高。雖然期望很高，但確實我們扮演的是一個基礎設施的角色，所以我們實際上要發揮的作用，恰恰不是大家期望當中的那些，而是很多基礎性的作用。這基礎性的作用在哪里呢？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哪里有人民幣，你的收付就應該有一個便捷的通道，這是CIPS核心的使命。 目前來講，我們現在每天交易筆數不多，就是7000多筆，金額也不多。但是它影響面確實很大，我最近也跟我們的參與者反復地在溝通，我們現在參與者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直接參與者，有30多家；二是間接參與者，有800多家。業務覆蓋到的全球的機構，是2800多家，這個數字跟SWIFT覆蓋的數量是差不多的，它們也是2800多家，但是金額上面我們就差很多。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系統上面，今年以來，交易額大概只有16萬億，但是僅僅香港地區，中銀香港一家，它自己去年全年的交易額就有280多萬億，這就是差異。我們兩個渠道覆蓋的機構都差不多，但是它們的volume是我們的很多倍。 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實際上我們和這些機構服務的便利性和可獲得性有巨大的差距。那么舉一個微觀的例子來講，在座的同學或者是老師，你們要做一個跨境收付的時候，你怎么辦呢？你去找銀行。那你的開戶行能不能直接辦呢？不行，因為我們現在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代理的方式。所以的話，跨境人民幣收付的便利性就取決于大量的這些代理機構或者說清算機構，他們對業務的熟悉能力。 這樣的話，實際上我們真正要做的，實際上就是培養、培育這個市場習慣。怎樣培育市場的行為，使得我的這些服務能夠很便利地供應給大眾，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我們持續地在思考怎么能夠讓直接參與30多家行、間接參與800多家行、2800多家直接發生收付的機構帶來便利的人民幣的服務。 新浪財經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簡稱CIPS）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開發的獨立支付系統，旨在進一步整合現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渠道和資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滿足各主要時區的人民幣業務發展需要，提高交易的安全性，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該系統于2012年4月12日開始建設，2015年10月8日上午正式啟動。[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長丁劍平出席論壇并演講。 丁劍平表示，在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過程中，衍生品不能落后，要加緊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產品。現在由于人民幣外匯期貨還沒出來，作為所有衍生品的參照標準沒出來，一切就無從談起，所以說呼吁上海的人民幣期貨快點出來！ 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來自上海，因為上海前一段時間開了陸家嘴論壇，陸家嘴論壇中易綱行長強調了上海要在人民幣金融資產全球配置當中發揮作用，我就圍繞這一點展開。 人民幣國際化有三個悖論，其中第一個悖論，如果人民幣匯率波動相對穩定，它波動幅度小，對衍生品的需求就會減少。其實衍生品需求很少的話，對我們人民幣金融資產開發是很不利的，這是一個悖論。 一般來說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波動要大于發達國家的貨幣波動，理由是：哈弗大學弗蘭克教授曾經說過，像中國、印度這些國家，是盯住名義GDP，而發達國家一般是核心通脹率，他做了一些經驗研究，我就不贅述了。他說發達國家一般來說盯住核心通脹率，而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像中國、印度應該盯住名義GDP。他做了一個經驗研究，像新興市場國家是名義GDP，而不是核心通脹率。這個錨就發生一些變化了，而我們人民幣匯率，做了很多匯率制度的管理浮動，但是這個當中忽略了我們決定匯率的是名義GDP，而匯率又影響國際收支，在國際收支等式左右邊，匯率夾在當中，名義GDP是等式的右邊，影響匯率，而匯率又作為等式的右邊去影響國際收支。 名義GDP和國際收支是一個高度相關的變量，這就會出現一些悖論。這個悖論當中如何解決？需要進行理論和經驗研究。這樣肯定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必須大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匯率波動，這是對弗蘭克的解釋。從發展中國家來說，決定匯率一個是核心通脹率另一個是非核心通脹率，如果把名義GDP擺進來的話，那波動幅度就更大了。在這個情況下，我就發現中國目前來說波動幅度是通過逆周期因子燙平的，這種燙平花費了中國太多的資源，這些資源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一種浪費。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從它一開始來說，就被人家拋售了。根據麥金農的原罪論：為什么拋了？因為它本身在海外市場沒有匹配的衍生品市場和資產風險沖銷市場。 所以上海要在這方面做出努力，上海怎么做呢？ 前一段時間我們發現了，只有好的產品才有好的價格，上海是中國金融生產要素最聚集的地方，應該為全球客戶人民幣產品量體裁衣。但是我們考慮到從出發點來說，剛剛幾個學者和專家也講了，我們都是從債券市場開始，這是最容易進行的地方，但是我們強調了，從上海的特點來說，可以從人民幣自由貿易賬戶開始進行組合，然后探索人民幣衍生品新的方向。 但是目前來說，人民幣匯率由于逆周期因子等因素的引入，使得人民幣波動很小，銀行的人員說由于人民幣波動太小，他們的客戶做衍生品的意愿等都大幅度減少。所以上海要根據國際上的需要，積極尋找衍生品，為客戶量體裁衣，并且達到國際化衍生品的要求，發展無時間差，無規則差的衍生品市場，然后我們比較了海外離岸人民幣和在岸人民幣，我們從即期、遠期和期權產品來看，這三個上海跟海外差不多了，但是海外市場還有產品很多，上海差距較大。 在遠期、期貨、期權等衍生品中，期貨是參照標準的制定者，如果沒有期貨的話，很多衍生產品標準就難以制定，這是我們目前最大的短板。期貨沒有推出是制度上的問題，并不是我們做不到。參照標準沒有制定，何談其他金融衍生品？ 我總結一下，人民幣外匯市場上，我們如同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像印度和中國的匯率本來就應該是波動幅度要大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因為是盯住了名義GDP的錨，人民幣匯率的錨不是如其他發達國家的核心通脹率，而錨應該是名義GDP，所以波動浮動本來就應該大，本來就應該通過外匯衍生品來沖銷波動。上海應該推出更多人民幣產品，并且確立人民幣的定價中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克服麥金農所說的原罪論。現在由于人民幣外匯期貨還沒出來，作為所有衍生品的參照標準沒出來，一切就無從談起，所以說呼吁上海的人民幣期貨快點出來！ 我的演講結束！[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衛東出席論壇并演講。 陳衛東表示，2018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 比例達7.7%， 同期，美國為7.4%，英國為7.3%，日本為4.1%，德國為3.7%，從金融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并不高，同時我國銀行業資產/GDP達304%，在全球處于較高水平。引入外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大幅提升金融總量和外資機構占比，而是要補足金融短板。 以下為演講全文： 陳衛東：面對高質量金融開放，我們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金融業開放到底能不能夠補足金融短板？目前來看，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為7.7%，從金融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這在全球范圍來看是處于較高的水平的，所以引進外資的真正目的不是大幅提升金融總量和外資機構占比，而是補足我國金融業的短板。相比較而言，我覺得我國金融體系短板有以下幾個方面：從機構種類看，證券、基金等資管行業主體功能發揮不充分。入股和增設證券、基金等資管機構將成為外資進入的重要考量。從服務對象看，我國金融體系對高端客戶、小微民營客戶、跨國客戶的服務能力還有待提升。從業務品種來看，我國金融機構在提供復雜金融衍生品、綠色金融服務、跨境金融、線上金融產品的能力有待提升。而這些恰好是外資銀行較擅長的。所以金融開放可以在這些方面對我們國家的金融發展提供很好的補充作用。 第二，金融開放是否具有風險？很明顯，不同國家金融業的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國家很依賴外資的金融機構，以解決本國的金融壓抑問題。但是應當注意，金融開放不一定能夠實現效率的提升，反而有可能帶來風險。從全球范圍來看，有些外資銀行占比較高地區的金融運作效率并不算高；相反，在一些外資銀行占比相對不高且穩定的地區，金融業的整體功能發揮穩定、運作效率較高。美國和德國銀行體系就是典型案例。因此，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應注意防范金融風險。 第三，金融開放是否應注意對等原則？這里所說的對等是建立在兩個層面上的。第一，“引進來”與“走出去” 對等。對外開放最終要實現雙向開放，既要外資機構“引進來”，也要中資機構“走出去”。過快、過多地“走出去”會降低國內金融資源供給的質量；而過快、過多地“引進來”也會造成金融資源產能過剩和競爭加劇。高質量金融開放要考慮“引進來”與“走出去”節奏及對等。第二，監管規則對等。監管規則將對開放的效果將產生重大影響。 事實上，發達經濟經濟體金融開放過程中都遵循監管規則對等原則，即根據本國金融機構在東道國面臨的監管環境給予東道國金融機構相應的監管要求：對于給予本國金融機構相對優厚監管環境東道國金融機構相對友好的監管環境；而給予本國金融機構相對苛刻監管環境東道國機構相對苛刻的監管環境。簡單來說，當我們國家開放的時候，我們當然也希望海外市場對我們也是同樣開放的。但實際情況是什么樣的呢？ 從我們國家來看，如果從名義量來說，僅僅從中國市場上外資金融機構資產占比來看，它不算太高，但是我們通常忽略了一個情況，就是中國的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時候，港澳臺的資產算作我國的境外資產。而“走進來”的時候，我們并沒有考慮到外資機構在港澳臺的資產計算，所以我們目前所看的一個“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數據是不平衡的，這屬于定義上的問題。如果考慮到港澳臺這樣一個格局的話，2018年末，銀行業海外資產規模約在14-15萬億元，其中70%以上資產聚集在港澳臺地區（約10萬億元）。真正海外資產（4萬億元—5萬億元）占銀行業資產比例1.5%—2%之間，這與外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的資產占比基本是匹配的。 如果說近些年來，這個比例還相對比較低的話，這可能并不是因為我們的市場不夠開放，也不是我們中國金融機構競爭力太強，導致了外資在中國經營困難。相反，我們分析的結果是，外資銀行大都有它自己的風險文化，有它非常明確的戰略選擇。所以在過去十多年的發展國家中，他們對房地產投資，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支持，對個人行業的投資非常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過去十多年，中國的中小銀行的資產發展非常快，由此拉低了中國大型銀行在中國的資產占比，相應也拉低了外資的金融機構在中國市場的占比。 從我國大型銀行覆蓋國家和地區的數量來看，我們的覆蓋范圍明顯低于國際領先銀行，且我國金融機構的海外產品服務范圍有限，主要以商行業務為主，綜合高端服務水平不高。以附加值和盈利能力較高的投行業務為例，在2017年全球大型銀行投行業務排名中，中資銀行中僅中國銀行在杠桿融資單項業務中進入前列。 實際上，許多國家在考慮對外開放的時候，是非常考慮對等原則的。比如：美國對在美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外資法人機構要求設立金融控股公司（FHC）或間接持股公司（IHC）。FHC或IHC在資本、流動性、接受監管檢查的頻次等方面的要求是明顯加強的。針對美國fhc，歐盟推出ipu，同樣加強了對外資的監管標準。 從實際經驗來看，中國在美國設立和增設網點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拓展新的業務，尤其一些經紀業務，如：債券的承銷業務等，我們是很難取得資質的。反之，美資銀行在中國增設網點，包括它的經營范圍都是沒有任何限制，相比較而言，中國是一個更加開放的狀態。 第四，如何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更好地利用海外資源？這里面有很多方面需要考量。比如：如何利用境外的金融機構便利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業務發展，如何能為中國金融體系提供金融支持。這些都是在金融開放的進程中需要特別考慮的因素。我們從覆蓋的國家和地區來看，目前中國最國際化的銀行是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在57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國際先進同業的網店布局更加廣泛。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簡單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利用外資補足金融業“短板”。要更加重視融資功能的突破。在我國的直接融資發展比較薄弱的情況下，我國更需要外資機構在直接融資市場、非銀領域有更大作為，尤其是設計符合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企業融資結構特點的產品。要更加重視金融機構產品創新能力的提升。前面我們提到，我們在提供復雜金融產品的能力上還存在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國需要利用外資機構在復雜金融衍生品設計與交易、綠色金融產品等方面的能力。要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步調的基本一致，實現相對的平衡。 第二，要實現對第三方市場的開發。如：“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要用好國際市場的資源，促進中國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共同合作，為“一帶一路”項目設計更合理的金融方案，引入更多資金。相關政策和制度設計要有利于推動中資金融機構與外資金融機構在全球市場深入的合作。 第三，防控金融風險。要防范對外開放過程中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應加強外資銀行跨境資金運作的管理，防止跨境資金頻繁運作造成的金融風險。應為金融開放做一個中長期的發展規劃，以指導外資機構在中國的長遠發展。 [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丁志杰出席論壇并演講。 丁志杰表示： 1）斯蒂格利茲怪圈形成的起點是處于中心的發達國家而非處于外圍的新興市場國家； 2）在異質不對等世界里，新興市場國家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是合理的，風險溢價差異支持跨境資本雙向流動； 3）外匯短缺國家往往實行寬進嚴出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外匯短缺不僅是管理的現實條件更是管理所要解決的問題； 4）從流出管理轉向流入管理，將管制的風險溢價轉變為管理的特許權價值，可以有效改變跨境資本流動的效益； 5）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如果僅僅局限于國內外金融資產的置換，那么無法跳出斯蒂格利茲怪圈； 6）貨幣國際化是擺脫原罪、跳出斯蒂格利茲怪圈的根本途徑。[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韓國央行原副行長、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高級研究員，Tae Soo Kang出席論壇并演講。 Tae Soo Kang指出，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匹配。中國的GDP占全球GDP的16%以上，但在國際銀行結算系統swift當中人民幣國際支付的比例還不到2%，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很大的潛力。目前美元在國際結算中目前還占據優勢，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下為演講全文： 從全球看，盡管16%的GDP由中國貿易貢獻的，但是只有1.22%通過人民幣結算，就韓國而言，雖然34%的出口都是去往中國，但僅僅有不到10%的金融交易用到了人民幣，由此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依然任重而道遠。 人民幣國際化可以降低中國與鄰國交易的成本。比如之前需要韓元到美元到人民幣，現在就省掉美元這個中間環節直接從韓元到人民幣，可以降低約3%的交易成本。韓國現在是第三大的人民幣市場，希望能夠找到人民幣金融資產更多的投資機會。 跨境資本投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瓶頸。盡管中國政府債是3A級別，但現實是我們不想買中國的債，我們還是想買美國的債。因此我們希望人民幣資產能夠有更多的保證，我們希望它能夠承諾可兌換，我覺得央行其實應該牽頭來做這個事情，通過承諾模式、央行通訊模式增強人民幣資產吸引力。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相對緩慢，風險和曲折依然存在，比如匯率波動、資本管制等。推進央行之間的跨境抵押品的安排，也會在另一個方面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7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劉珺出席論壇并演講。 劉珺表示：貨幣的一大本質是國家利益，正因為貨幣代表國家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增加本國貨幣的國際影響力，真正決定主權貨幣價值的只能是綜合國力。 劉珺：當我們談論貨幣，我們必須深入探討貨幣的本質。教科書上說，貨幣是交換的媒介，是價值的存儲手段，但我認為，貨幣的一大本質是國家利益，正因為貨幣代表國家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增加本國貨幣的國際影響力，真正決定主權貨幣價值的只能是綜合國力。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和蘇伊士運河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擔心美元、歐元的國際地位，因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我們要與其競爭。然而未來我們可能要和數字貨幣競爭，和這個我們意想不到的對手競爭。Libra掛鉤的是一攬子貨幣，并不是算法生成的，所以libra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主權貨幣”，但更有可能有利于的是美國的主權。 通過歷史經驗和理論分析認為，真正決定主權貨幣價值的是綜合國力，在我國綜合國力支撐下的人民幣國際化只是時間問題。未來應堅持人民幣匯率的市場決定，漸進式推動資本賬戶開放，綜合運用匯率、資本賬戶和儲備的政策組合拳，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深度、廣度、程度的不斷加強。 同時，科技特別是Fintech對人民幣國際化可能帶來的擾動要做好應對準備。未來不僅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同時也要推動我國數字貨幣的國際化和可兌換，對主權貨幣國際化進行多目標迭代推進。引入多元的市場參與者，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貨幣監管的全球協調機制與Regtech（監管科技）的與時俱進，確保其與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科技的發展相匹配。 以下為演講全文： 談及貨幣時，要深入到貨幣的根本屬性。從定義來說，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存儲的價值和交換的單位。但實際上貨幣真正的底色是國家利益，不管是主權貨幣還是其他貨幣，都錨定在國家利益上，也就意味著要實現國家利益的話，就要把貨幣推向海外，推向離岸市場，實現它的離岸價值。 先講兩個故事。199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鮮為人知的是，當時會上關于什么貨幣能夠取代黃金成為錨定貨幣是有爭議的，經濟史上非常著名的約翰·凱恩斯作為英國的代表和美國代表華特先生為此陷入激烈爭論。從理論貢獻和聲譽上來說，凱恩斯如燈塔一般，是當時的著名的人物，但最后還是美國人贏得了競爭。雖然當時凱恩斯提出了一攬子計劃，但是華特先生提出希望美元能夠成為錨定貨幣并會用美國的綜合國力做背書，然后美國就贏得了競爭。 另外一個故事發生在1956年的著名的蘇伊士運河戰爭，這也是金融市場的第一次貨幣戰爭，最后依舊是美國奪得了運河的控制權。雖然美國當時并沒有參與軍事行動，也沒有派兵，但美國通過拋售英鎊引起英鎊匯率的浮動和大幅貶值，成功把英法帶回到談判桌，而最終卻是美國贏得了運河的控制權。 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真正決定貨幣價值的、貨幣背后的東西就是國家利益。 在講到美國的時，不得不提及一個基本概念——特里芬難題。美元想要成為世界貨幣，就必須保持貿易赤字，讓其他國家獲得足夠的美元。因為如果把所有的貨幣都控制在境內，就沒有其他國家會使用你的貨幣。另外，必須保持貨幣的赤字在一定范圍之內，因為隨著貨幣的不斷流出，市場信心會波動和下降。而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平衡了特里芬兩難：首先美國有保持了大規模的赤字，不僅是貿易赤字，還有財政赤字；同時市場信心沒有較大波動，可以觀測到美元指數相對來說非常穩健，這讓美元成為了全球非常好的錨定貨幣。 另外還要談及不可能三角，這是克魯格曼在蒙代爾模型的基礎上提出的理論：固定匯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是三角形三邊，現實中無法同時達成三個目標，三者得能得其二。 講到特里芬兩難和不可能三角，要進一步講一下央行的職責。美聯儲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可以有自己市場化的行動。但實際上，美聯儲的獨立性是相對的政府內的獨立性，而不是整個的理論和實際意義上的絕對獨立。 通過上面的幾個故事和理論，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綜合國力支撐下的人民幣國際化這是時間問題。在綜合國力的支持下，中國通過貨幣支持資本的流動、信息的流動、人才的流動，堅持推進“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貿易和投資，這樣人民幣的國際化只是一個應然，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第二，匯率、資本賬戶和儲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組合拳。我們無需擔心政策的獨立性，匯率、資本賬戶和儲備三者是一個政策組合，綜合運用政策組合拳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每逢市場放開時，央行總是備受質疑：能否做好匯率的管控？能否做好資本賬戶的管控？能否做好儲備貨幣的管控？其實這種擔憂是無謂的，因為我們可以利用好也只能利用好這三個政策工具來影響市場，像美聯儲一樣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 第三，關于潔凈的浮動匯率，如何確定浮動匯率是不是潔凈非常不容易，但其實沒有必要將其量化，只要確保匯率是由市場力量決定，而非人為。 第四，對于資本賬戶的開放，但不必著急一蹴而就，可以一步一步漸進式推動。 這個我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一些看法。 接下來進入一個新領域——國際貨幣中的新東西。現在我們擔心歐元、美元和其他主權貨幣的競爭，但其實未來數字貨幣這種虛擬貨幣將會帶來未知的新挑戰。在邁入新領域之前，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不同的虛擬貨幣或加密貨幣，其主要特點是去中心化，而且在交易過程中沒有任何的中介介入，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微小的生態系統。比特幣的歷史走勢呈現大幅度的變化，從非常低的位置迅速沖高之后再降低，再走高，其波動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受到Facebook的貨幣Libra的影響。 Libra是Facebook的一個新寵，在其推出之時，Facebook有一個非常宏偉的目標——建成一個全人類共同使用的未來支付、清算、交易、交往的平臺，而不單單只是一種電子貨幣。對此很多人提出質疑，其中不乏政府部門、監管部門、市場參與者和金融實踐者，未來如何解決金融壓抑、金融資源短缺問題，特別是幫助那些低收入群體，成為眾人關切。問題在于有些人不信任政府發放的信用貨幣，更希望建立一個獨立的小圈子社會。但Libra錨涉及到一籃子貨幣，一籃子的政府政權，并非由算法支撐，或者簡單的概念支撐，這意味著Libra事實上是一種虛擬的國家貨幣，或者說是虛擬的主權貨幣，它的推出會加強美元的力量。這也就意味著Libra并不是去中心化的，它是重新增強的一個中心，并不是在國家和政府政治層面，而是在虛擬層面和技術層面實現的算法上的中心化。 另外還有一種結論，現在人們似乎對某些產品并不是非常忠誠。過去的我們喜歡喝可樂，喜歡用諾基亞手機，喜歡用某些品牌的產品，但現在的人是多變的，并不會單一崇拜某一個品牌和產品。但其實這并不代表忠誠度的喪失，而是因為現代人信任技術而非產品，相信和崇拜科技并非名人效應或者企業，相信Facebook背后的技術而非Facebook或者是扎克伯格。 推特、Facebook、亞馬遜等的出現給人類的生活帶來諸多變化，也對央行帶來挑戰。繼續推動并實現貨幣國際化的過程不僅要面對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可兌換貨幣的競爭，還必須要應對加密貨幣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某一種技術。如果技術平臺不能夠適應于未來發展的話，我們可能難以強行把貨幣推向國際。這也是所有國家的央行和政府都必須關注的問題。 過去不管個人信仰如何，所有的貨幣都是建立在國家信用體系之上，比如金本位、美元本位等，但是在未來，貨幣體系可能會依賴于某種特定的技術和虛擬體系，所有的貨幣當局都將面對某種虛擬貨幣背后的虛擬架構帶來的巨大挑戰。 總結來看有如下幾個結論和建議：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已成事實，且深度、廣度、程度會不斷加強。目前在所有主要市場和商業街區均可以使用支付寶、微信支付，人民幣已經成為了國際貨幣籃子的主要部分，我國的貿易和經濟發展已經使得人民幣國際化成為現實并將推動其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可兌換問題無需擔心。 第二，科技特別是Fintech將對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擾動。需要對金融科技、新的技術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有清醒認識并做好應對準備，因為無法預Libra或者是Facebook何時會擾動整個貨幣系統。 第三，對于主權貨幣的市場化、國際化，必須在技術平臺上多目標迭代推進。一方面人民幣成為了國際貨幣，另一方面會有一些錨定人民幣的數字貨幣、加密貨幣，與中國的貨幣權利同步發展，未來不僅要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也要實現數字貨幣的國際化和可兌換。 第四，需要引入多元的市場參與者。如果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均是商業銀行，其行為的單一性會造成市場運行的不暢。因此必須引入PE、VC、社保基金、商業銀行等多元的市場參與者帶來產生不同的供需，市場對此做出反應和應對，才能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轉。雖然目前我國已有股票市場等，但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建設依舊是短板，未來需要推動更多層次、更全面的金融市場發展，確保所有的初創企業、新興企業能夠獲得資金支持。 最后，要確保監管科技能夠與時俱進，能夠與金融科技相同步。我們既要有Fintech，也要有Regtech。一般而言，監管總會滯后于實踐。雖然金融科技的監管不需要超過金融科技的發展，但必須要能夠與科技和市場的發展相匹配，不能落后太多。 上述基本是我全部的介紹和結論。要再度強調無需擔憂人民幣的國際化，但是必須要關注加密貨幣和數字貨幣，因為不知何時新的技術會擾動甚至完全顛覆我們的生活，所以對此要非常謹慎！[詳情]

　　周月秋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長周月秋出席論壇并演講。 周月秋提到城投債置換問題時指出，要完善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者說融資平臺債務要解決基礎設施的問題，我最近幾年很多場合都講這個觀點，我們還是要把基礎設施的問題解決，包括法律上的，包括交易規則上面的，包括定價機制方面的，包括破產機制等等一系列的東西。[詳情]

　　姚洋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出席論壇并演講。 姚洋表示，資管新政把銀行的表外業務歸到表內管理，嚴肅金融紀律，讓銀行不能再無限的擴大自己的杠桿。另一方面，資管新政把銀行的理財資管業務從銀行本身剝離，這樣有利于打破理財資管的“剛性兌付”，改變老百信的保本觀念。把這些資管產品剝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子公司，可以讓老百姓意識到這是獨立的業務，需要面對風險。 姚洋指出，資管新政或者說金融供給側改革的第一階段取得了成效，把過去20年搞的混業經營打破了，變成了分業經營，搞混業經營還是風險太大。[詳情]

　　胡靜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普華永道金融機構服務部合伙人胡靜出席論壇并演講。 胡靜表示，中國保險行業的密度和深度有很多發展空間，保險行業供給側改革的建議主要包括以客戶為中心開發更好的產品，平衡創新與監管的關系、擁抱科技的變革、廣泛吸引人才等方面。[詳情]

　　丁劍平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長丁劍平出席論壇并演講。 丁劍平表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各種各樣的機構精準性地提供貸款。這強調了對企業的文化進行深入的理解和調研。細節決定成敗，文化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的文化不同，寬信貸和寬貨幣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對于金融監管部門來說，我們講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的強調了精準監管、量體裁衣，強調個性化。由于文化的不同，監管更強調精準定位。只有精準定位了，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的成本，至少減少企業對合規的部門的人事的控制。 丁劍平指出，對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還是對文化的理解和細節上的關注；在監管上還要強調通過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手段精準監管。對外開放強調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應對監管的成本，這就要求監管部門更精準的監管來給企業創造更好的環境，而在更精準的監管在于對企業和地區文化的理解。[詳情]

　　王忠民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王忠民出席論壇并演講。 王忠民表示，金融本身如果為實體經濟擔當了資源配置，擔當了資產流動的風險的話，金融也會產生自身的風險。這些風險有的需要通過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去防范，更多的風險則需要金融衍生品市場去防范，可以創造一些有效的金融工具，把我們積累的一些比較大的風險隱患及時通過單一的交易結構來解決。 王忠民在演講中提到，有一個概念從金融供給側的角度看來核心定義是缺失的，就是受托人的概念，龐大的資產管理，接受受托的管理。[詳情]

　　霍穎勵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局局長霍穎勵出席論壇并演講。 霍穎勵表示，金融市場的開放應該遵循富有效率、穩健有序、包容共享三大原則。高質量金融開放，特別是跨境資金流動的過程中，應該兼顧效率和穩健。首先，要完善有關境外投資者直接入市和境內境外交易互聯的相應投資安排，同時，也要推進相應的監管措施改進。 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近幾年不斷改進和完善金融市場開放的相關制度安排：第一，引入了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和支付貨幣、引入凈額結算制度，有效的平抑跨境資金的流動；第二，不斷的改進和完善相應的額度管理；第三，逐漸的放寬、取消資金匯出匯入的限制；第四，滿足人民幣管理和風險對沖的需要；第五，推動各種開放渠道的不斷整合。 霍穎勵在演講中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是市場驅動、水到渠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顯著成效，但也面臨一些問題：第一，在人民幣跨境使用當中經常項目使用占比比較低。第二，人民幣國際支付比例較低。第三，人民幣在海外市場可獲得性不高。第四，境外機構持有股票和債券的比例仍然較低。 因此，要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繼續推動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場開放，持續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相關基礎設施安排，不斷地改進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詳情]

　　陳云賢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廣東省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原副省長陳云賢出席論壇并演講。 陳云賢表示，中國金融穩定增長防范風險要加強監管協調。中國的金融要強化供給側結構性的作用，第一要完善金融的監管力度，第二構建宏觀微觀審慎并重的監管協調機制，第三強化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第四建立對影子銀行監管的金融技術的防火墻，第五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尋求全球金融體系監管的合作。 以下為演講實錄： 陳云賢：要大力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打好防范金融風險的攻堅戰，我個人認為從國家宏觀角度來看應該需要解決8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金融頂層布局要加大政策協調，包括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監督政策的協調，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政策的協調，功能監管政策與行為監管政策的協調等等。大金融體系政策方方面面的協調互動對供給側改革會發生重要作用。 第二個問題，我認為中國金融穩定增長防范風險要加強監管協調。美國已經走回了混業經營、混業管理的道路，歐盟2012年走上了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道路，中國的金融要強化供給側結構性的作用，第一要完善金融的監管力度，第二構建宏觀微觀審慎并重的監管協調機制，第三強化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第四建立對影子銀行監管的金融技術的防火墻，第五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尋求全球金融體系監管的合作。 第三個問題，中國金融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還應該加強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大家知道我在佛山當過市長書記，省里邊當過副省長，順德區域當過書記，所以大量的實體經濟當中民營企業，民營資金金融投資，實體企業尋求金融配置，地方經濟也需要金融的支撐，所以新經濟的發展也尋求新金融的業態，所以要求在中央跟地方發展的過程當中進行有效的協調。如何協調？我個人的思考是首先要建立中央地方金融監管發展的權責，中央地方防范金融風險維護穩定的責任，給予地方金融監管的權限；然后是形成并頒布國家金融分層監管體系總體方案、實施意見，出臺地方金融監管指導意見和地方金融監管條例；最后是應完善地方金融風險管理三項機制，第一金融風險監督機制、預警機制，第二金融風險應急處置機制，第三金融投資者、消費者保護機制。 第四個問題，金融供給端要提高服務能力，應加強離岸在岸協調。一要選擇離岸在岸對接協調，首先要確定模式是內外一體還是內外分離還是滲透型，或者是我們選擇內外分離型然后滲透型的方式然后選擇離岸在岸對接的程序，美國原來有國內美元和歐洲美元，一種美元兩個價格長期不同的波動尤其產生了離岸在岸的問題，所以1980年美聯儲建立了特制的賬號解決這個問題。日元向美國學習建立了一個特殊賬號，也解決了這個問題。二要搭建離岸在岸對接平臺。目前為止除了滬港通，深港通等等，那么在銀行證券保險之外金融領域我們可以逐步建立更廣泛的對接平臺。三要設立離岸在岸的對接賬號，目前我們國家上海自貿區用的賬號是FT，也用了OSA這個特殊賬號，在粵港澳特殊賬號都把它印上了文件，但是我們認為NRA也是能夠與全國清算結算體系有效對接的，如果在粵港澳大灣區和貿易區用這些特殊賬號可以學習其他國家，所以離岸在岸的對接非常重要。四要建立與實體經濟匹配的跨境投融資服務體系，為國家產業轉型和企業走出去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務。 第五個問題，中國金融要彎道超車應加強供給側結構性的路徑探討。人民幣國際化，國家要由支付貨幣變成投資貨幣，變成儲備貨幣，變成錨貨幣，靠的是什么，為什么后來美元可以替代英鎊，其中就在于第一當時英鎊捆綁煤炭進行了大宗商品的國際貿易，美元有各種渠道，但是主要的捆綁石油交易形成了國際清算結算的唯一支付結算貨幣。那么與能源，尤其是大宗能源捆綁是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加快彎道超車重要途徑，我們可以從碳排放方面思考，如果把碳排放權捆綁人民幣結算，沿著“一帶一路”把碳排放商品衍生到國際市場，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加快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路徑，所以彎道超車也要探討在國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的路徑。 第六個問題，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應該找準金融服務突破的重點，比如金融科技創新和網絡平臺發展，目前網絡平臺綜合發展的趨勢，網絡平臺金融發展的趨勢和網絡金融挑戰的趨勢等。面對這些客觀現實，一方面，可以加強網絡金融法律體系的建設，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為網絡金融的健康發展搭建平臺，推動金融供給側的金融服務的數量和質量。 第七個問題，防范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風險是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任務。從地方實踐和金融發展的角度上，我們認為金融發展要建立在金融穩定的磐石上，在規則下促競爭，在穩定中求發展。第一要更加注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第二要更加注重金融穩定的法制基礎和監管體系，第三要更加注重市場化處置金融風險的應對機制建設，第四要更加注重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從而真正達到防范和化解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目的。 第八個問題，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要探討國際金融體系的倡議與方案。以推進國際金融服務體系，服務與實體經濟的理念創新，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創新，加強國際監管體系的改革創新，而金融部級的創新為切入點，實現我國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設中，有中國方案、中國聲音、有中國的話語權，中國應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構建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完善。我們國家人民幣走向國際舞臺應該怎么樣有自身的聲音、自身的方案和話語前，需要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中有效的探討參與國際金融體系和參與方案才能真正的讓金融供給側取得實際成效，這是我從宏觀方面談到8個金融供給側需要思考和推動的事項，謝謝大家！[詳情]

　　胡曉煉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進出口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曉煉出席論壇并演講。 胡曉煉表示，金融業競爭力的提高需要從幾個方面入手。第一，要健全金融的法制環境，建立完善公開透明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法律規則體系。第二，要更充分的發揮市場的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第三，營造包容的監管環境，在提升監管有效的同時，要有利于金融的創新。第四，要在更大的范圍內，更高的層次上提升金融業的開放，促進全球競爭力的提高。第五，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多樣化的融資需求。第六，金融機構自身要強身健體，增強競爭能力。 以下為演講實錄： 胡曉煉：當今，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經濟角度看，我們正處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各國經濟通過跨境貿易投資等快速發展、深度融合；但是，我們也處在全球化遭遇挫折、單邊主義興起、貿易增長勢頭受抑的曲折階段上。在這個大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如何發展是我們當前要回答的問題。 首先，看短中期主導貨幣流向的形勢 ——貨物貿易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既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也是增長提質升級的助推器。過去20年，貿易順差快速積累，順差規模從1999年的329億美元，快速攀升到2015年的5762億美元，隨后開始有所回落，到2018年順差降至3952億美元，四年時間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服務貿易方面。與貨物貿易一樣，保持了相當快速的增長。但與貨物貿易不同的是，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不足，主要是生產性服務，如教育、法律、會計等高端服務競爭能力不足，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能力增強，服務貿易需求旺盛。過去十年，我國服務貿易一直處于逆差，且持續擴大，從2009年的15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2922億美元。 目前，我國正在實施擴大進口政策，世界貿易格局正在調整，中期來看貨物貿易趨向更加平衡是大概率前景；而服務貿易的平衡則受到眾多因素制約，短中期看，逆差可能還會進一步擴大。因此，決定國際收支資金走向的基礎出現變化，基于經常項目大額順差帶來的外匯資金持續流入積累或將有所改變。 ——資本和金融項目方面，變化最為顯著。過去20年，持續并不斷擴大的逆差在2008年達到4394億美元的高點后連續大幅度改善，2014年逆差收窄至1692億美元，到2018年底則實現超過1111億美元的順差。伴隨這一轉變，最顯著的因素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我國境外投資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大幅增長，直接投資超過800億美元。 這些現象表明，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國正在從商品輸出入大國走向商品輸出入和資本輸出入的大國；從接納國際產業鏈轉移到在繼續保持較完善產業鏈體系的同時，主動通過對外投資進行全球產能優化布局；從以產品為紐帶聯結世界經濟融入全球化，發展到以產品和資本雙紐帶聯結世界經濟、融入全球化發展。人民幣走出去的基礎更加堅實。 當前，全球化歷史潮流中出現了一些曲折，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聲音不絕于耳，削弱全球化的動作不斷，甚至出現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阻礙甚至意圖切斷全球化，在貿易投資、企業合作、技術交流、人員往來等方面豎起壁壘。這讓我們不得不擔心，金融作為實體經濟的血脈，作為全球化的重要支持和保障，會不會也遭受這股逆流的沖擊？作為全球主要支付、結算、投資、儲備的國際貨幣，能不能給我們的全球商業活動、經濟行為以安全的保障？ 綜上所述，在貿易投資格局發生變化的形勢下，在市場主體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更加強烈、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防范金融風險的各項工作更加緊迫的環境下，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走得更快一些。 要做好人民幣國際化這篇大文章，我國金融業競爭力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實體經濟是金融活動的基礎，金融機構是承載貨幣作用的平臺，沒有高效、有競爭力的金融服務，人民幣很難在國際市場上走深走遠。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開放有序推進，金融產品日益豐富，金融體系不斷完善。2018年末，我國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達到268萬億元人民幣，居全球第一位；英國《銀行家》雜志評選的“2018年全球銀行100強”中，中國有16家銀行入圍前50強；我國股票市場市值、債券市場規模、保險均居世界第二位，我國已經成為金融大國，但距離金融強國還有不少差距。 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品牌影響力還不高，走在國門之外，除了華人華僑，還有多少人認識并使用中國金融機構的服務？在國內，金融服務能力和水平與實體經濟中許多市場主體的期望有差距，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呼聲不絕于耳；金融業國際化程度不高，與我國企業走出去在全球遍地開花相比，金融機構的海外布局滯后。有多少企業的海外融資需求和全球化金融服務需求能夠從駐在國中資金融機構處獲得滿足？這也是我們聽到的企業反應走出去的一個突出難題。與外資金融服務對比，反差更是明顯，外資在華企業絕大多數都能從其母國金融機構在華分支中獲取所需的全面金融服務，大型外資金融機構的服務口號就是：為本國跨國公司服務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我國金融業（金融機構）大而不強是人民幣際化的軟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要提高金融業的全球競爭能力。金融業競爭力的提高不僅是單個金融機構競爭力的提高，更是整個金融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這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要健全法治環境，建立完善公開透明、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法律規則體系。金融業的規則完整清晰、公開透明，金融機構能在規定的范圍內自主依規經營，良好的競爭環境能夠得到有效保障，金融機構創新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能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發揮。我們正處在一個開放的時代，我國金融法律規則要與國際上被廣泛認可和接受的規則相接軌，如果我們的金融規則與國際規則不一樣，我國的金融機構走出國門在國際上經營時，就會出現水土不服，就會在起步階段處于劣勢。 第二，要更充分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利率是資金的價格，是金融市場中最基礎的要素價格，利率市場化是發揮金融機構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唯有減少對價格的變相管制、推進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才能讓利率成為真實反應資金供求、體現差異、覆蓋風險的價格信號；只有價格信號真實、靈敏，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三，營造開放包容的監管環境，鼓勵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金融監管的目的就是保證金融發展有規可依、依章辦理。這就需要在監管制度上，不斷推進金融監管政策的標準統一，消除監管政策中的灰色地帶；監管部門之間要加強協調，堅持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行為監管相配合，要注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對反洗錢等危害國家安全的金融犯罪行為嚴加監管，對金融機構自身存在的一般性合規問題通過加強金融機構自身公司治理和風險防控能力加以防范。開放包容的監管有利于激發金融機構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鼓勵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 第四，要以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開放提升金融機構全球競爭力。今年，我國金融對外開放步伐正在加快，放開外資金融機構市場準入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業務經營范圍，強調內外資一致原則，這意味著內外資金融機構未來競爭將更加充分，這就要求中資金融機構要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和產品創新，努力提升金融服務來提高競爭力。當然，金融開放不僅僅是引入外資金融機構，還要在金融環境優化、金融法治建設等方面更加開放，提高可預期性，使得外資金融機構愿意進入并且深耕中國市場、擴大經營；同時，金融開放是雙向開放，我國金融機構也要更多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國際環境下做大做強。 第五，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多樣化的金融需求。要以強化金融服務功能為目標，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和產品體系，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要大力發展健康、高效的資本市場，顯著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實現資本市場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動。目前，我國金融業主動脈足夠強大，需要注意毛細血管的通暢，中小銀行要走出與大銀行同質化競爭的發展道路，結合自身優勢，開展差異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務，形成適合中小微企業特點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 第六，金融機構自身要強身健體，加強公司治理能力，提高金融機構風險防控能力。我國的金融機構要拋棄規模驅動的發展模式，從做大為先轉為做強為首，把拼規模求速度，轉變為重質量、求精細，找準定位，深耕細作。要完善公司治理，大股東、董事會、經理層職責清晰，監督制衡。激勵約束機制科學，風險管控體系有效，服務高效精準。[詳情]

　　肖鋼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出席論壇并演講。 肖鋼表示，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的進度還是比較快，匯率的改革應該要同步推進，同時要跟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統籌安排。 肖鋼在演講中提到，股市開放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 肖鋼在演講中指出，要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多的外資證券公司，外資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市場，要切實加強監管。 以下為演講實錄： 肖鋼：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根據論壇的主題，今天我主要是講一下中國股市開放的機遇和挑戰。 大家都知道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來的，就是要加快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請進來，要加快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根據這個決定，最近幾年在股市的改革開放方面，特別是開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這里簡要的給大家回顧一下。 首先，引入了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首先，引入了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到2018年底，QFII的機構到了309家，額度也在不斷的提高，現在到了3千億美元的額度，規則也在不斷的修訂。滬深港通、滬倫通都繼啟動了，效果很好。滬港通、深港通這些雖然是“管道式”的開放，但意義重要。這是在資本項下沒有完全兌換的前提下進行的。資本項下完全開放還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讓金融交易特別是股票交易開放，這個管道形成一個閉環，外資進來時能買股票，把股票賣掉的錢當天就回去，不能停留境內，進來的錢不能買房地產和投資其他，只能買股票；股票隨時可以賣掉，賣掉以后的錢可以回去。 另外一點，大家可能討論的很少，這種情況下股市要開放，那么采取這樣的一個方式是一個很巧妙的做法，什么意思？各個地方的市場的基本的規則，投資者的交易的習慣都不改變，完全按照國際投資者的習慣和交易的模式做交易。中國股市的制度與規則也不改變，在此前提下實現了互聯互通，意義很大。 現在外資進來的比較多，MSCI指數的納入已經到了20%的比重，證券服務業的開放也在積極的推進，交易所也走出去了。 為什么要開放？實際上我想從這4個方面來講股市開放的積極意義。 首先，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首先，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從外資投資的行為特征分析來看，20多年他們多數還是屬于價值投資型的，它不是像我們散戶一樣追漲殺跌，一般來講股市高的時候他會走，股市低的時候反而會進來，跟我們現在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交易的行為是形成明顯的反差，另外外資機構換手率遠遠低于我們國內的換手率，大家知道我們的換手率很高。 第二，以開放促改革。MSCI納入A股的成分，經過了好幾輪，實際上要逐步的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求，使得中國的A股成為世界的可選資產，可投資的資產。 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競爭。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競爭。金融服務業、證券服務業是一個競爭的行業，可以促進我們的競爭，增強我們的能力。 最后，是服務開放型經濟體的增長。要建立高水平的經濟體，沒有資本市場的開放是不能滿足需求的。 從目前來看我們國家股市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這個表列了一下美國最多，即使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說孟買，也還是有外部的公司在境內上市，中國確實是沒有。其他的新興國家的股票市場，比如巴西，馬來西亞、埃及都還是有外國公司上市。我們國家是零，這是下一步開放的方向。債券市場也是這樣的，債券市場開放這幾年取得很大的進展，但是也還不夠。 股票市場開放以后會帶來幾個風險和挑戰，第一個風險跨境資本的大進大出，一定會增加我們國內市場的波動性。管理不當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這一點是各個國家都要遇到的，開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但是要看到它給跨境資本的進出會頻繁。 另外現在看得出來中國的A股市場隨著不斷開放的進程，不斷的開放。我們的A股市場和國際股票市場的聯動性明顯增強。所以這樣輸入性的風險會加大，特別是我們和美股大家都知道，經常看到A股和美股相互頻繁的聯動，這個相關系數還是比較高的。 當然我們有一句話叫跟跌的效應要比跟漲的效應強，實證分析研究出來的。開放當中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外資持股的比例。我們現在不超過30%，這是一個平衡。如果外資持股比例過高，擔心核心資產流失的問題，太低了也不利于企業的重組并購，也不利于引進先進技術改造制造業，所以這個問題各國的經驗不一樣。下一步我們股市開放這是必然要遇到的問題，我們是掌握什么樣的外資控股的限制，掌握一個什么樣的水平上比較合適，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最后，對本土證券行業的影響，總的來講我們的證券行業規模比較小，資本的實力不是很強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這個方面外資進來以后一方面促進我們的競爭，提升我們的水平，同時可能有一些弱小的證券公司也會被市場淘汰。 最后，我提幾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第一個建議，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的進度還是比較快，匯率的改革應該要同步推進，同時要跟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統籌安排。 資本項目如果最終不能實現完全可兌換，股票市場全面系統的開放也做不到，這兩者也是要有一個統籌，當然這個中間很復雜，這個問題討論的很多、很復雜，到底怎么樣來統籌需要好好考慮的。 第二，加強跨境資金的監測。外資進來越來越多，怎么樣來加強對它的監測，我覺得應該借鑒外國的市場經驗與做法。從外資進入開始每個賬戶都有標識，以便于及時的跟進統計，加強監測。 第三，解決股票市場配套風險管理工具不足的問題。適時增加市場風險對沖工具，防止境外市場價格影響境內市場。 第四，股市開放了以后，我們國內的法律、規則怎么樣延伸。拓展到域外這問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了，我們的機構要走出去，境內法律的管轄問題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五，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多的外資證券公司，外資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市場，要切實加強監管。 最后，怎么樣完善跨境聯合監管的協調機制更為重要。否則很多投資者保護的問題，權益糾紛的問題，規則的問題都解決不了，總之股票市場的開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機遇和積極作用，同時要看到作用，同時要看到它的風險和挑戰，后續還要進一步的加強監管。[詳情]

　　肖鋼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出席論壇并演講。 肖鋼表示，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的進度還是比較快，匯率的改革應該要同步推進，同時要跟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統籌安排。 肖鋼在演講中提到，要加強跨境資金的監測。外資進來越來越多，怎么樣來加強對它的監測，應該借鑒外國的市場經驗與做法。從外資進入開始每個賬戶都有標識，以便于及時的跟進統計，加強監測。 肖鋼在演講中指出，要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多的外資證券公司，外資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市場，要切實加強監管。 以下為演講實錄： 肖鋼：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根據論壇的主題，今天我主要是講一下中國股市開放的機遇和挑戰。 大家都知道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來的，就是要加快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請進來，要加快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根據這個決定，最近幾年在股市的改革開放方面，特別是開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這里簡要的給大家回顧一下。 首先，引入了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首先，引入了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到2018年底，QFII的機構到了309家，額度也在不斷的提高，現在到了3千億美元的額度，規則也在不斷的修訂。滬深港通、滬倫通都繼啟動了，效果很好。滬港通、深港通這些雖然是“管道式”的開放，但意義重要。這是在資本項下沒有完全兌換的前提下進行的。資本項下完全開放還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讓金融交易特別是股票交易開放，這個管道形成一個閉環，外資進來時能買股票，把股票賣掉的錢當天就回去，不能停留境內，進來的錢不能買房地產和投資其他，只能買股票；股票隨時可以賣掉，賣掉以后的錢可以回去。 另外一點，大家可能討論的很少，這種情況下股市要開放，那么采取這樣的一個方式是一個很巧妙的做法，什么意思？各個地方的市場的基本的規則，投資者的交易的習慣都不改變，完全按照國際投資者的習慣和交易的模式做交易。中國股市的制度與規則也不改變，在此前提下實現了互聯互通，意義很大。 現在外資進來的比較多，MSCI指數的納入已經到了20%的比重，證券服務業的開放也在積極的推進，交易所也走出去了。 為什么要開放？實際上我想從這4個方面來講股市開放的積極意義。 首先，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首先，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從外資投資的行為特征分析來看，20多年他們多數還是屬于價值投資型的，它不是像我們散戶一樣追漲殺跌，一般來講股市高的時候他會走，股市低的時候反而會進來，跟我們現在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交易的行為是形成明顯的反差，另外外資機構換手率遠遠低于我們國內的換手率，大家知道我們的換手率很高。 第二，以開放促改革。MSCI納入A股的成分，經過了好幾輪，實際上要逐步的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求，使得中國的A股成為世界的可選資產，可投資的資產。 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競爭。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競爭。金融服務業、證券服務業是一個競爭的行業，可以促進我們的競爭，增強我們的能力。 最后，是服務開放型經濟體的增長。要建立高水平的經濟體，沒有資本市場的開放是不能滿足需求的。 從目前來看我們國家股市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這個表列了一下美國最多，即使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說孟買，也還是有外部的公司在境內上市，中國確實是沒有。其他的新興國家的股票市場，比如巴西，馬來西亞、埃及都還是有外國公司上市。我們國家是零，這是下一步開放的方向。債券市場也是這樣的，債券市場開放這幾年取得很大的進展，但是也還不夠。 股票市場開放以后會帶來幾個風險和挑戰，第一個風險跨境資本的大進大出，一定會增加我們國內市場的波動性。管理不當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這一點是各個國家都要遇到的，開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但是要看到它給跨境資本的進出會頻繁。 另外現在看得出來中國的A股市場隨著不斷開放的進程，不斷的開放。我們的A股市場和國際股票市場的聯動性明顯增強。所以這樣輸入性的風險會加大，特別是我們和美股大家都知道，經常看到A股和美股相互頻繁的聯動，這個相關系數還是比較高的。 當然我們有一句話叫跟跌的效應要比跟漲的效應強，實證分析研究出來的。開放當中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外資持股的比例。我們現在不超過30%，這是一個平衡。如果外資持股比例過高，擔心核心資產流失的問題，太低了也不利于企業的重組并購，也不利于引進先進技術改造制造業，所以這個問題各國的經驗不一樣。下一步我們股市開放這是必然要遇到的問題，我們是掌握什么樣的外資控股的限制，掌握一個什么樣的水平上比較合適，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最后，對本土證券行業的影響，總的來講我們的證券行業規模比較小，資本的實力不是很強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這個方面外資進來以后一方面促進我們的競爭，提升我們的水平，同時可能有一些弱小的證券公司也會被市場淘汰。 最后，我提幾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第一個建議，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的進度還是比較快，匯率的改革應該要同步推進，同時要跟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統籌安排。 資本項目如果最終不能實現完全可兌換，股票市場全面系統的開放也做不到，這兩者也是要有一個統籌，當然這個中間很復雜，這個問題討論的很多、很復雜，到底怎么樣來統籌需要好好考慮的。 第二，加強跨境資金的監測。外資進來越來越多，怎么樣來加強對它的監測，我覺得應該借鑒外國的市場經驗與做法。從外資進入開始每個賬戶都有標識，以便于及時的跟進統計，加強監測。 第三，解決股票市場配套風險管理工具不足的問題。適時增加市場風險對沖工具，防止境外市場價格影響境內市場。 第四，股市開放了以后，我們國內的法律、規則怎么樣延伸。拓展到域外這問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了，我們的機構要走出去，境內法律的管轄問題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五，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多的外資證券公司，外資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市場，要切實加強監管。 最后，怎么樣完善跨境聯合監管的協調機制更為重要。否則很多投資者保護的問題，權益糾紛的問題，規則的問題都解決不了，總之股票市場的開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機遇和積極作用，同時要看到作用，同時要看到它的風險和挑戰，后續還要進一步的加強監管。 [詳情]

　　7月6日，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在2019國際貨幣論壇上表示，滬港通、深港通目前屬于管道式開放，不屬于系統性開放，中國股市跟國外市場不同，如沒有做空機制等，所以我們的互聯互通機制能夠滿足不同交易者的交易習慣。股市開放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結構，讓更多機構投資者能夠參與進來。 肖鋼還表示，目前我國資本市場開放水平還比較低，沒有一家境外企業上市。 肖鋼提到，A股和美股聯動特征體現在：跟跌效應顯著強于跟漲效應，當美股大幅調整時，A股基本同步振蕩，美股下跌幅度越大，A股次日下行概率顯著增加。[詳情]

　　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在2019國際貨幣論壇上表示，股市開放需要與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統籌安排、協調推進，重視效率和穩定之間的平衡。此外，在加強監管方面，肖鋼指出，要加強跨境資金流動檢測，積極應對海外市場溢出影響，同時應加快解決股票市場配套風險管理工具不足的問題等。[詳情]

　　肖鋼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出席論壇并演講。 肖鋼表示，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的進度還是比較快，匯率的改革應該要同步推進，同時要跟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統籌安排。 肖鋼在演講中提到，要加強跨境資金的監測。外資進來越來越多，怎么樣來加強對它的監測，應該借鑒外國的市場經驗與做法。從外資進入開始每個賬戶都有標識，以便于及時的跟進統計，加強監測。 肖鋼在演講中指出，要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多的外資證券公司，外資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市場，要切實加強監管。 以下為演講實錄： 肖鋼：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根據論壇的主題，今天我主要是講一下中國股市開放的機遇和挑戰。 大家都知道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來的，就是要加快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請進來，要加快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根據這個決定，最近幾年在股市的改革開放方面，特別是開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這里簡要的給大家回顧一下。 首先，引入了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首先，引入了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到2018年底，QFII的機構到了309家，額度也在不斷的提高，現在到了3千億美元的額度，規則也在不斷的修訂。滬深港通、滬倫通都繼啟動了，效果很好。滬港通、深港通這些雖然是“管道式”的開放，但意義重要。這是在資本項下沒有完全兌換的前提下進行的。資本項下完全開放還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讓金融交易特別是股票交易開放，這個管道形成一個閉環，外資進來時能買股票，把股票賣掉的錢當天就回去，不能停留境內，進來的錢不能買房地產和投資其他，只能買股票；股票隨時可以賣掉，賣掉以后的錢可以回去。 另外一點，大家可能討論的很少，這種情況下股市要開放，那么采取這樣的一個方式是一個很巧妙的做法，什么意思？各個地方的市場的基本的規則，投資者的交易的習慣都不改變，完全按照國際投資者的習慣和交易的模式做交易。中國股市的制度與規則也不改變，在此前提下實現了互聯互通，意義很大。 現在外資進來的比較多，MSCI指數的納入已經到了20%的比重，證券服務業的開放也在積極的推進，交易所也走出去了。 為什么要開放？實際上我想從這4個方面來講股市開放的積極意義。 首先，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首先，引入了優質資源，有利于改善投資者的結構。從外資投資的行為特征分析來看，20多年他們多數還是屬于價值投資型的，它不是像我們散戶一樣追漲殺跌，一般來講股市高的時候他會走，股市低的時候反而會進來，跟我們現在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交易的行為是形成明顯的反差，另外外資機構換手率遠遠低于我們國內的換手率，大家知道我們的換手率很高。 第二，以開放促改革。MSCI納入A股的成分，經過了好幾輪，實際上要逐步的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求，使得中國的A股成為世界的可選資產，可投資的資產。 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競爭。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競爭。金融服務業、證券服務業是一個競爭的行業，可以促進我們的競爭，增強我們的能力。 最后，是服務開放型經濟體的增長。要建立高水平的經濟體，沒有資本市場的開放是不能滿足需求的。 從目前來看我們國家股市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這個表列了一下美國最多，即使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說孟買，也還是有外部的公司在境內上市，中國確實是沒有。其他的新興國家的股票市場，比如巴西，馬來西亞、埃及都還是有外國公司上市。我們國家是零，這是下一步開放的方向。債券市場也是這樣的，債券市場開放這幾年取得很大的進展，但是也還不夠。 股票市場開放以后會帶來幾個風險和挑戰，第一個風險跨境資本的大進大出，一定會增加我們國內市場的波動性。管理不當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這一點是各個國家都要遇到的，開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但是要看到它給跨境資本的進出會頻繁。 另外現在看得出來中國的A股市場隨著不斷開放的進程，不斷的開放。我們的A股市場和國際股票市場的聯動性明顯增強。所以這樣輸入性的風險會加大，特別是我們和美股大家都知道，經常看到A股和美股相互頻繁的聯動，這個相關系數還是比較高的。 當然我們有一句話叫跟跌的效應要比跟漲的效應強，實證分析研究出來的。開放當中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外資持股的比例。我們現在不超過30%，這是一個平衡。如果外資持股比例過高，擔心核心資產流失的問題，太低了也不利于企業的重組并購，也不利于引進先進技術改造制造業，所以這個問題各國的經驗不一樣。下一步我們股市開放這是必然要遇到的問題，我們是掌握什么樣的外資控股的限制，掌握一個什么樣的水平上比較合適，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最后，對本土證券行業的影響，總的來講我們的證券行業規模比較小，資本的實力不是很強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這個方面外資進來以后一方面促進我們的競爭，提升我們的水平，同時可能有一些弱小的證券公司也會被市場淘汰。 最后，我提幾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第一個建議，股市開放要積極穩妥，應該和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的進度還是比較快，匯率的改革應該要同步推進，同時要跟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統籌安排。 資本項目如果最終不能實現完全可兌換，股票市場全面系統的開放也做不到，這兩者也是要有一個統籌，當然這個中間很復雜，這個問題討論的很多、很復雜，到底怎么樣來統籌需要好好考慮的。 第二，加強跨境資金的監測。外資進來越來越多，怎么樣來加強對它的監測，我覺得應該借鑒外國的市場經驗與做法。從外資進入開始每個賬戶都有標識，以便于及時的跟進統計，加強監測。 第三，解決股票市場配套風險管理工具不足的問題。適時增加市場風險對沖工具，防止境外市場價格影響境內市場。 第四，股市開放了以后，我們國內的法律、規則怎么樣延伸。拓展到域外這問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了，我們的機構要走出去，境內法律的管轄問題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五，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多的外資證券公司，外資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市場，要切實加強監管。 最后，怎么樣完善跨境聯合監管的協調機制更為重要。否則很多投資者保護的問題，權益糾紛的問題，規則的問題都解決不了，總之股票市場的開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機遇和積極作用，同時要看到作用，同時要看到它的風險和挑戰，后續還要進一步的加強監管。[詳情]

　　王芳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IMI副所長王芳出席論壇并演講。 王芳表示，高質量發展要求與之適配的金融體系，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高質量發展要求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高水平金融開放可提高資本流動性，促進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效率；促進金融市場改革和發展，提高金融效率。 王芳在演講中提指出，高水平金融開放可增強國內外經濟金融聯系，有助于實現多元化投資組合、改善融資結構、促進金融機構有序競爭；只要應對好開放過程中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有望提高整個經濟和金融的穩健性。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給，可解決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促進普惠金融。有利于實現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共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芳：很榮幸在這里為大家解讀今年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借此機會，我要感謝由陳雨露教授牽頭建立起來、涂永紅教授帶隊的中國人民大學人民幣國際化課題組，感謝大家踏實努力和堅持不懈，才有了今天的研究成果。感謝在報告選題、論證、調研、撰寫、評審等各個環節給予無私幫助、提供寶貴的建設性意見的校內外專家學者和各界朋友們。感謝財政金融學院和國際貨幣研究所的同事們一直以來給予的大力支持。也感謝在座各位領導和嘉賓們長期以來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持續關注。 2019人民幣國際化報告的主題是“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課題組共提出七個核心觀點，以下分三個部分為大家進行解讀。 第一部分是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現狀。 核心觀點一：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強勢反彈，人民幣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官方儲備構成年度亮點。 RII指數可以客觀描述人民幣在貿易、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各方面的國際使用程度。2009年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時，RII只有0.02%。2018年底RII達到2.95%。今年第一季度RII的初步匡算值為3.20%。2018年RII波動性變大：上半年剛走出前期低谷，強勢反彈創出歷史新高；下半年又快速滑落，然后在次高位附近重新企穩。 從指數構成看，貿易項下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前進。對外進出口的人民幣結算份額穩定在16%以上，全球占比為2%；人民幣結算仍然以貨物貿易為主，但服務貿易增長速度更快，發展趨勢向好。2018年上海金、人民幣鐵礦石期貨、人民幣原油期貨等相繼掛牌交易，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在大宗商品貿易領域形成突破。 資本項下人民幣國際化快速增長。在包括直接投資、國際信貸、國際債券與票據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交易中，人民幣計價綜合占比2018年底達到4.90%，成為決定RII的關鍵力量。特別是在全球直接投資嚴重萎縮之際，人民幣直接投資顯著增加，RII推至歷史性高點4.91%——這使得人民幣超過了英鎊和日元、在2018年第二季度短暫地位列全球第三大國際貨幣。但金融交易波動大，帶動著指數也快速回調。 儲備項下的人民幣國際化同樣是年度亮點。加入特別提款權后，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占比一直穩步提升，2019年第一季度已超過2100億美元，占比1.95%，是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另外根據SWIFT數據，2019年5月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為1.95%，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 過去十年，人民幣國際化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重大變化，目前已躋身主要國際貨幣行列。同時期的美元國際化指數從49.52%升至51.95%，歐元從29.83%降至25.75%，英鎊基本保持在4.0%左右，日元從3.34%升到4.38%。 我們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在初期走得既快又穩，依靠的是中國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貿易地位、幣值基本穩定以及持續推進的金融改革與開放。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挑戰包括，能否順利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底線，能否經得住以貿易摩擦為開端的極限外部壓力考驗，以及能否堅定地走好對外開放之路。 第二部分是對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三者關系的論證。 核心觀點二：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在于富有效率、穩健有序和包容共享，高質量發展決定人民幣國際化未來。 我們認為，當代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涉及三個維度。第一，高質量發展是富有效率的。提高效率是經濟發展的永恒目標。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通過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金融支持等多方力量，不斷降低單位經濟效益所消耗的成本。第二，高質量發展是穩健有序、風險可控的。即在發展過程中要平衡好效率與穩健的關系，使經濟波動在可接受范圍內、金融風險在可控制水平下，可持續地健康發展。第三，高質量發展是包容共享的。實現發展機會的平等平衡，促成發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也就是說，發展方式是開放的，發展效果要落實到全社會、全人類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這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持久的動力。有效率的、穩健的發展有利于增強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穩定市場信心，推動人民幣完整地行使國際貨幣職能。包容的發展歡迎全世界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便車，這種開放態度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背書。其次，賦予人民幣國際化以時代特征和中國屬性。當人們更好地了解到人民幣國際化同樣是富有效率的、穩健有序的、包容共享的，那么疑慮或抵觸就會被肯定與歡迎態度所取代。中國能否最終實現與經濟貿易地位相匹配的貨幣地位，歸根結底還是要取決于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幣的意愿與程度。 核心觀點三：高質量發展要求與之適配的金融體系，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 高質量發展要求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理論研究和歷史經驗研究發現，高水平金融開放可提高資本流動性，促進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效率；促進金融市場改革和發展，提高金融效率。高水平金融開放可增強國內外經濟金融聯系，有助于實現多元化投資組合、改善融資結構、促進金融機構有序競爭；只要應對好開放過程中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有望提高整個經濟和金融的穩健性。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給，可解決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促進普惠金融。有利于實現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共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 國際經驗和實證研究表明，金融開放對經濟發展進程影響巨大。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貿然開放，可能因負面沖擊而發生災難性后果。因此，高水平金融開放要在進一步改革中實現。第三部分即我們認為應當重點關注的四個方面，要通過改革為高水平金融開放創造有利條件。 核心觀點四：培育適應高水平金融開放的合格的微觀經濟主體，重點是提高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如果實體經濟的開放度不高或是國際競爭力有限，金融開放后容易發生資本凈流出，可能錯失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升級等重大機會。所以，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快培育新的比較優勢，要率先突破一些全球性、引領性的關鍵技術，占領科技創新高地；要重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爭取國際產業鏈重構的主導權；要通過進口博覽會等新的貿易、投資平臺，促進全球產業合作，提高本土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和綜合競爭力。 金融開放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和未知性，特別是在國際環境趨緊的情況下，風險挑戰就更加突出。如果走向國際市場的企業和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不高或是合規意識不強，就會放大開放中的消極影響。所以，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要加強跨境業務的風險管理能力，尤其要對部分國家的政策風險、法律風險做好防范。 核心觀點五：大力發展金融市場，以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的深化改革作為高水平金融開放的工作重點。 以開放促改革，在改革中進一步開放，是中國金融發展的經驗總結。金融市場的改革與開放必須協調推進。 發展貨幣市場，是掌握人民幣利率定價權并支持離岸市場健康發展、貨幣政策傳導順暢的關鍵。要放寬市場準入資格，打通子市場之間的屏障，為發揮基準利率作用做好準備；要加強短端利率掛鉤衍生產品的開發，為機構提供套期保值和資產負債管理工具，為市場提供用于預測貨幣政策變化的敏感參數。 債券通”等安排提高了債券市場開放度，但要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權類債券市場，還要進一步改革。要完善做市商制度，豐富投資者結構，提升市場流動性。要盡快解決境外投資者在不同賬戶之間的頭寸轉換問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提高境外機構投資人民幣債券的便利性。本土評級機構要充分整合已有的資源和數據，形成核心競爭力；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積極在境內外兩個市場提供評級服務，提高評級結果的國際接受度。 股票市場的開放程度有限，開放深度不足。比如，尚未準許非居民在境內發行股票類證券；包括滬倫通在內現有的開放措施都屬于“管道式”開放，有嚴格的額度管理，并未形成系統性的開放；而且雙向跨境融資和資金規模也不平衡。A股納入明晟指數及其權重上調，雖然標志著股票市場國際化水平提高，但市場成熟度仍然不夠理想。當務之急是提高本土證券機構的國際化水平和綜合競爭力；完善交易制度，健全監管制度，引導形成正確的投資理念，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在風險可控前提下與資本賬戶開放、宏觀審慎管理等配套改革協調推進，形成立體的多元化人民幣資金回流機制。 外匯市場要繼續堅持漸進式改革，堅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目標，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和可溯性。在經濟發展較為穩健、外部條件較為均衡的情況下擇機推動匯率制度改革。當前主要側重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體制機制配套改革，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提供外匯風險管理工具；適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引入更多交易主體；審慎適時放開實需原則，允許適度投機交易，研究人民幣保證金外匯杠桿交易，增強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建立及時有效的外匯市場信息監控體系，為防范開放中的潛在風險、優化金融管理政策等提供依據。 核心觀點六：抓緊建設安全、高效、國際化的金融基礎設施，兼顧硬件與軟件，重視發揮CIPS對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服務功能。 金融基礎設施是資金運動的“高速公路”。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國際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基礎設施未明確國際投資者的接入方式，只有極少數實現了與國際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資金走出去和引進來均存在障礙。要加強以人民幣支付體系為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增強交易、支付、清算和結算系統的硬件設施聯通，同時加強金融標準、金融制度等軟件建設。 2018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二期全面上線運行，已成為人民幣跨境清算服務的主渠道。數據顯示，CIPS為“一帶一路”沿線的900余家銀行法人提供服務，為資金融通提供了有效支撐，為實現“五通”目標發揮了積極作用。CIPS支持當前股票市場各種“管道式”的開放機制，還引入兩家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作為直接參與者，并針對性地制定了配套準入機制，優先支持開展“債券通”結算業務，助力中國金融市場實現雙向開放。未來要積極研究與更多境外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可行性，積極推動與國際標準化戰略對接，推動中國金融標準走出去，為高水平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 核心觀點七：不斷完善負面清單制度，以宏觀審慎政策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提高開放中的金融管理能力，確保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產業優勢。 今年通過的《外商投資法》中明確規定：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種外資管理模式可以大大提高營商環境的穩定度、透明度和可預期性。目前，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已經減至40條，自貿試驗區負面清減至37條，未來可能繼續縮短。通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要建立起開放—保護的平衡機制，更好地兼顧利用外資與維護產業安全、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為高水平金融開放把好風險關。當前的工作重點是強化法理基礎，管理重心轉向事中審查，外匯管理做到“寬準入嚴監管”，確保監管能力和對外開放水平相適應；增加國家安全兜底條款，完善安全審查機制，建議成立國務院直管的國家安全審查委員會，聘請高級專家對可能帶來的安全問題提出專業咨詢；健全聽證會、行政復議等事后救濟制度。 近年來，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呈現出規模巨大、波幅增大、波動周期縮短等特點。在外部環境趨緊的情況下，跨境資金流動會形成正反饋循環和跨部門風險傳染，對實體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擾動，最終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從實證研究結果和各國政策實踐來看，宏觀審慎政策要比傳統的資本管制更適合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宏觀審慎對預防系統性風險更加有效；通過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進行逆周期調節，政策成本相對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弱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的干擾，從而對構建雙支柱框架更加有利。應加強以銀行資產、負債為目標約束的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力度，多種宏觀審慎工具搭配使用，實現貨幣政策體系、資本管制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有效配合，提升管理效率。 我對報告的解讀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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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偉  新浪財經訊 7月6日消息，2019國際貨幣論壇于7月6日-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出席論壇并演講。 劉偉表示，貨幣資本是現代經濟體系中流動性最強、最活躍的要素，健康、開放的金融體系對于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是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必然要求 以下為演講實錄： 劉偉：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行2019國際貨幣論壇，與來自歐洲、美洲、亞洲等地區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國金融改革與開放、宏觀經濟發展、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在此我謹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向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長期以來中國人民大學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導向，充分利用自身學科特色和人才優勢，致力于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積極發布具有專業性，綜合性，國際性的研究報告，成為新時期國家建設發展重要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正是中國人民大學發揮智庫作用的重要成果之一。從2012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組織專家團隊研究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至今已經有8年時間。 從2012年至2018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分別就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創設、世界貿易格局變遷與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與發展、“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貨幣戰略、貨幣國際化與宏觀金融風險管理、強化人民幣金融交易功能、結構變遷中的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等主題展開了全面而又系統的研究。 報告因其獨立性、客觀性和決策參考性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國家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高度關注，并被譯成英文、日文、韓文等版本，在北京、香港、紐約、法蘭克福、倫敦等地同步發布，引起國內外理論界與各國政府的廣泛關注。 2019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圍繞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這一主題，通過國際經驗借鑒，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集中探討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以及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微觀主體、金融市場、金融基礎設施、金融管理等方面所要達到的目標。這些有益的討論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在新時代開放條件下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提供寶貴的思想成果。 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和金融高質量發展問題是當代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所謂新常態的一個重要外在表現是經濟增長由高速向中高速換擋，其本質是我們在主動地進行增長動能的轉換，要在穩增長基礎上調結構，追求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我們知道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過微觀效率提升帶動國民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從而實現宏觀經濟的協調和經濟增長的均衡。 貨幣資本是現代經濟體系中流動性最強、最活躍的要素，健康、開放的金融體系對于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強調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基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目前我國的市場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服務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一些矛盾和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是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必然要求，這也是我們研究的現實動力。今天大家相聚在此，圍繞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熱點和重點問題展開討論交流，一定能夠為更好的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有意的借鑒和幫助。 最后，衷心感謝大家蒞臨國際貨幣論壇，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關心下，國際貨幣論壇一定能夠成為新時期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改革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平臺，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一定能夠成為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的行動指南，預祝本次論壇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演講稿未經演講人審核）[詳情]

　　第八屆（2019年度）國際貨幣論壇 國內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著名專家學者蒞臨演講·對話 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未來新的發展戰略。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同時，堅持金融業對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對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適應當前的經濟和貨幣格局，加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及宏觀審慎政策的多層次統籌和協調，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全方位提高中國金融深化程度，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投資教育基金協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將于7月6日（周六）-7日（周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本屆論壇將圍繞“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 “財稅改革與‘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人民幣國際化與高水平金融開放”“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人民幣國際化’學術論文研討會”“中美學生領袖金融對話”等七大主題展開討論和交流。 亮點一：《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發布，聚焦“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 2019國際貨幣論壇將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報告以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作為切入點，通過國際經驗借鑒、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集中探討了高水平金融開放所需要的微觀基礎、金融市場發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管理等需要實現的目標。 堅實穩步的改革開放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助力。改革有助于實現金融開放水平的提高，同時高水平的金融開放能夠有效地推動高質量經濟發展，而高質量經濟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決定因素。在主題四“人民幣國際化與高水平金融開放”論壇中，也將對如何通過進一步有效務實的改革，實現高水平金融開放，同時增強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良性互動進行探討。 亮點二：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精準有效處置重點領域風險。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防范化解風險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將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在主題一“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分論壇中，來自政府部門、國內外知名金融機構高管以及專家學者將圍繞金融供給側改革中的機遇與挑戰與多角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傾情解讀。 亮點三：財稅改革與“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改革優化金融體系結構。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好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作用，加強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配合。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在主題二“財稅改革與 ‘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分論壇中，來自國內監管機構、研究發展部門以及金融機構的專家將帶來精彩演講，并在圓桌研討中圍繞如何靈活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加強政策協調配合，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如何加強金融風險監測預警和化解處置，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亮點四：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 在資管新規系列文件的框架下，2018年12月2日，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正式發布，之后包括國有五大行在內的多家銀行申請設立理財子公司并獲批。對于資管行業來說，銀行理財子公司的出現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理財子公司和信托、券商資管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將成為競爭對手，長期來看勢必對其資產管理規模產生較大影響。另一方面，由于理財子公司在發展初期的投資管理能力相比公募基金及券商資管還存在差距，短期內可能會通過外部投資顧問形式進行，這也為投研能力較強的公募基金和券商帶來新機會。在主題三“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分論壇中，銀行、證券以及資產管理機構高管將對銀行理財子公司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助力中國經濟轉型進行深入探討。 亮點五：《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9）》新書發布，聚焦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 如今，全球經濟再度走向分化，國內經濟增速下行，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環境已發生改變。在此背景下，科技和創新正在成為引領新時代的第一動力。“科技+金融”開啟了全新的3.0時代，一方面，金融行業不斷借助數字技術解決行業痛點，另一方面，科技手段也通過在金融領域的應用變革升級。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在當今中國金融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合理運用政策工具促進金融科技發展？如何將技術創新有效轉化為金融模式變革？在主題五“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分論壇將圍繞此為大家帶來精彩演講。此外，會議中將發布《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9）》新書，并舉行“金融科技獎學金”設立儀式。 國際貨幣論壇簡介 國際貨幣論壇是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國際性年度論壇，自2012年以來已連續舉辦五屆。論壇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并對國際金融領域的重要理論和現象進行深入探討。論壇吸引了來自歐、美、亞、非等地區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著名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其中包括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黃達，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陳雨露，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Robert A． Mundell，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王兆星，法國財政部原部長、歐洲50人論壇主席Edmond Alphandery，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蘇寧，香港金融管理局原總裁任志剛，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行長李若谷，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長Yaseen Anwar，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揚，著名貨幣金融學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Steve H． Hanke，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務院參事夏斌，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摩根大通亞太監管戰略主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亞太部門主管Anoop Singh，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聯席主席David Marsh，盧森堡大學校長Rainer Klump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等。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簡介 為了忠實記錄人民幣國際化歷程，客觀反映這一漫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從2012年開始每年定期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盡管發布的時間不長，但報告因其獨立性、客觀性和決策參考性，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門的高度關注。同時，報告還被譯成英文、日文、韓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紐約、法蘭克福、倫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圖等地發布，引起國內外理論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主題為“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報告以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作為切入點，通過國際經驗借鑒、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集中探討了高水平金融開放所需要的微觀基礎、金融市場發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管理等需要實現的目標。[詳情]

　　新浪財經訊 7月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投資教育基金協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將于7月6日（周六）-7日（周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本屆論壇將圍繞“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 “財稅改革與‘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人民幣國際化與高水平金融開放”“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人民幣國際化’學術論文研討會”“中美學生領袖金融對話”等七大主題展開討論和交流。新浪財經將全程直播！ 第八屆（2019年度）國際貨幣論壇 國內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著名專家學者蒞臨演講·對話 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未來新的發展戰略。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同時，堅持金融業對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對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適應當前的經濟和貨幣格局，加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及宏觀審慎政策的多層次統籌和協調，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全方位提高中國金融深化程度，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投資教育基金協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將于7月6日（周六）-7日（周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本屆論壇將圍繞“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 “財稅改革與‘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人民幣國際化與高水平金融開放”“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人民幣國際化’學術論文研討會”“中美學生領袖金融對話”等七大主題展開討論和交流。 亮點一：《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發布，聚焦“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 2019國際貨幣論壇將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報告以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作為切入點，通過國際經驗借鑒、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集中探討了高水平金融開放所需要的微觀基礎、金融市場發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管理等需要實現的目標。 堅實穩步的改革開放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助力。改革有助于實現金融開放水平的提高，同時高水平的金融開放能夠有效地推動高質量經濟發展，而高質量經濟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決定因素。在主題四“人民幣國際化與高水平金融開放”論壇中，也將對如何通過進一步有效務實的改革，實現高水平金融開放，同時增強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良性互動進行探討。 亮點二：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精準有效處置重點領域風險。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防范化解風險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將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在主題一“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分論壇中，來自政府部門、國內外知名金融機構高管以及專家學者將圍繞金融供給側改革中的機遇與挑戰與多角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傾情解讀。 亮點三：財稅改革與“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改革優化金融體系結構。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好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作用，加強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配合。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在主題二“財稅改革與 ‘雙支柱’宏觀調控體系”分論壇中，來自國內監管機構、研究發展部門以及金融機構的專家將帶來精彩演講，并在圓桌研討中圍繞如何靈活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加強政策協調配合，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如何加強金融風險監測預警和化解處置，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亮點四：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 在資管新規系列文件的框架下，2018年12月2日，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正式發布，之后包括國有五大行在內的多家銀行申請設立理財子公司并獲批。對于資管行業來說，銀行理財子公司的出現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理財子公司和信托、券商資管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將成為競爭對手，長期來看勢必對其資產管理規模產生較大影響。另一方面，由于理財子公司在發展初期的投資管理能力相比公募基金及券商資管還存在差距，短期內可能會通過外部投資顧問形式進行，這也為投研能力較強的公募基金和券商帶來新機會。在主題三“資產管理與銀行理財子公司：機遇與挑戰”分論壇中，銀行、證券以及資產管理機構高管將對銀行理財子公司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助力中國經濟轉型進行深入探討。 亮點五：《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9）》新書發布，聚焦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 如今，全球經濟再度走向分化，國內經濟增速下行，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環境已發生改變。在此背景下，科技和創新正在成為引領新時代的第一動力。“科技+金融”開啟了全新的3.0時代，一方面，金融行業不斷借助數字技術解決行業痛點，另一方面，科技手段也通過在金融領域的應用變革升級。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在當今中國金融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合理運用政策工具促進金融科技發展？如何將技術創新有效轉化為金融模式變革？在主題五“金融科技與開放金融變革”分論壇將圍繞此為大家帶來精彩演講。此外，會議中將發布《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9）》新書，并舉行“金融科技獎學金”設立儀式。 國際貨幣論壇簡介 國際貨幣論壇是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國際性年度論壇，自2012年以來已連續舉辦五屆。論壇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并對國際金融領域的重要理論和現象進行深入探討。論壇吸引了來自歐、美、亞、非等地區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著名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其中包括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黃達，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陳雨露，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Robert A． Mundell，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王兆星，法國財政部原部長、歐洲50人論壇主席Edmond Alphandery，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蘇寧，香港金融管理局原總裁任志剛，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行長李若谷，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長Yaseen Anwar，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揚，著名貨幣金融學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Steve H． Hanke，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務院參事夏斌，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摩根大通亞太監管戰略主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亞太部門主管Anoop Singh，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聯席主席David Marsh，盧森堡大學校長Rainer Klump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等。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簡介 為了忠實記錄人民幣國際化歷程，客觀反映這一漫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從2012年開始每年定期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盡管發布的時間不長，但報告因其獨立性、客觀性和決策參考性，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門的高度關注。同時，報告還被譯成英文、日文、韓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紐約、法蘭克福、倫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圖等地發布，引起國內外理論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主題為“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報告以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作為切入點，通過國際經驗借鑒、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集中探討了高水平金融開放所需要的微觀基礎、金融市場發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管理等需要實現的目標。[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