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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 | 周天勇

　　一個國家的資源配置體制，究竟是采取計劃，還是選擇市場，才能夠良好地發展經濟？筆者就此發表一組專欄文章，與網友們分享。今天發出之二。

　　20世紀的后期，以及到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20多年來，信息技術在算法模型、智能運算、集成電路、信息傳輸、大數據處理等各個方面的科學技術進展，取得了20世紀40年代計算機時代根本無法相比的翻天覆地的進展。那么，21世紀是不是會迎來計劃配置資源的新時代？筆者認為，這可能仍然是烏托邦，行之不通。

　　人類社會在經濟體制方面，為什么配置資源有計劃與市場的不同選擇，最底層的邏輯是，人類社會有人們需要無限性與資源財富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由此產生了稀缺。如何實現資源配置優化使生產最有效率，又使分配大體公平但又不影響生產的效率。蘭格的設想是運用計算機手段，今天一些學者則想通過大數據技術，實現這一計劃經濟夢想。

　　大數據計劃在稀缺存在狀態中的基礎邏輯困境

　　大數據計劃經濟遇到三個無法克服的基礎邏輯矛盾。

　　一是大數據計劃無法解決人的需要無限性與資源供給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人的需要從數量、質量、功能、花色、品種和新要求等等方面是無限變動的，供給在資源、生產和產品以及創新速度方面總是有限。因此，供給不能滿足需要，即稀缺是一個常態。大數據只是一種提高效率的工具，因人類需要的無限性，它并不能解決稀缺這一最根本的問題。

　　二是大數據計劃無法消除資源和生產品屬于公眾，還是屬于個人和家庭權屬的不同。1958年農村取消家庭鍋灶小家精打細算的吃飯，成立人民公社讓大家敞開吃飯，結果難以為繼而解散。別的不說，再重演一次吃飯的需要與供給，請大數據計劃再安排全國人民都統一在大食堂吃飯，估計還是會重蹈覆轍。問題出在混淆了公眾與個人及家庭的邊界，最根本的矛盾，還是人類需求無限與資源供給有限的矛盾。

　　三是大數據計劃在生產力極度發達和物質財富極度充裕之前，無法消除大眾公益和個人私利之間的邊界和矛盾。而實行大數據計劃經濟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數據統計者、計劃制定者、計劃決策者、計劃下達者、計劃執行者、執行監督者、計劃體制與計劃工作者等等之間的利益高度一致。然而，有了稀缺，就會有物品歸大家，還是歸個人的邊界；也有了公眾多集中一些，他人多得一些，還是自己多分配一些的差距和矛盾，實際就是公眾與個人、人個與個人之間利益的邊界和分配問題。即使大數據計劃，在物質財富極充裕之前，也無法實現各方利益的高度一致。

　　大數據計劃在所有社會形態中還會遇到的兩個邏輯困難

　　前面我們討論了生產力水平極度發達和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前的發展階段，大數據計劃經濟的邏輯困境。實際上，大數據計劃還有兩個任何形態社會中都可能存在的邏輯困難。

　　一是集體共性偏好與個人個性偏好不同的邏輯困難。人類所有人的想法、需求、動機、行為都整齊劃一，是計劃體制最為經濟和可行的基礎，而大數據則可以在智能算法、加快計算速度、傳達高頻信號等方面，使計劃經濟得以實現。然而，每個人對居住、工作、消費、出行等等的想法、偏好、選擇和需要是不一樣的。即使大數據計劃，其特征先是對需要自下而上的反饋，中間是集中的選擇和決策，后面是對生產的下達和供給，即使大數據計劃也不能實現資源的高效、高頻和及時配置。

　　二是預測人們需求行為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邏輯困難。有一些行為是可以確定的，比如人類要吃飯、要穿衣、要住房、要工作、要上學、有公休日等等是確定的；然而，每個人要吃什么樣的飯，想穿什么樣的衣服，想住哪里和住什么樣的房子，選擇什么地方、什么專業和什么單位的工作，想在哪上學、上那個階段的學和上什么專業的學校，公休在家、還是外出和上哪里去等等，則是隨機和不確定的。即使大數據計劃，也可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隨機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行為和變化這樣一些難題。

　　大數據計劃無法根絕計劃體制的個人尋租

　　如果我們將有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體系，比作一個自然循環流動系統，政府只是發生流動性過多或過少時，縮小和擴大赤字或者貨幣供應和注入，從而宏觀調控使國民經濟均衡運行。基礎的資源配置仍然由市場進行。

　　大數據計劃的目的，就是更加集中和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于生產。然而，計劃經濟是一個人工安排的經濟循環運行系統。在資源、要素和產品，在收入和需求，在資產、債務和貨幣，如此等等循環流動的渠道上，布滿了各種各樣計劃和行政管理的閘口和開關。如果按照計劃經濟各方相關者利益高度一致的假定，這些閘口和開關不存在由于追求個人利益發生與計劃不一致風險的轉嫁。

　　然而，前面已述，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到極高程度，在物質財富不極大充裕之前，稀缺造成了物的歸屬，物的分配又形成了利益差別。于是，即使在大數據計劃的體制中，按排各種各樣閘口和開關的這一特征并沒有發生變化。上述與計劃的各相關者利益并不高度一致。于是，各種計劃體制的閘口和開關，實際上存在著不同利益對計劃整個過程的扭曲性影響。一般情況下，資源、人口、勞動力、資本、土地、產品、資產和債務等實物流動變量有價格，但安排的體制—閘口和開關變量沒有合法和公開的價格。除了如上海私家車號，公開拍賣牌照之事。

　　然而計劃經濟運行的結果，一是具體的各種閘口和開關安排體制工作人員，其個人利益并不與計劃整體的利益并不高度一致，客觀形成了在各種計劃經濟閘口和開關體制安排的尋租機會，于是實際上形成了流量通過各種閘口和開關私下的價格。這就是現在對腐敗久禁嚴治，但實際中尋租此起彼伏和源源不絕的深層次原因。二是計劃涉及的統計、計算、集中、決策、下達、執行、監督和評價，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利益并不高度一致。因此，各個環節、各個單位、各個法人、各個自然人之間，也會存在謊報虛報、討價還價、多報預算、夸大成績和隱匿損失等等方面的扭曲。

　　以土地計劃管理為例大數據并沒有最優配置資源

　　大數據能夠解決人們需要無限性和資源有限性，也即稀缺這一根本性的矛盾和問題嗎？實踐的回答也是不能。目前，在中國最為完備大數據加持的計劃行政管理體制是土地資源配置領域。比如，衛星、移動通信、遙感、圖像對比、土地建筑異樣報警等智能技術的進展，可以說給有關土地部門計劃、規劃和用途管制提供了最為全面、細致、及時的強有力的大數據工具。

　　那么，這種大數據技術的土地計劃行政管理，解決了土地供給的稀缺性問題嗎？沒有。土地計劃管理的理由是建設用地，特別是耕地稀缺。當然土地供給不足時，最為有效的辦法是增加土地。中國已利用土地占國土總面積比率要比許多國家低得多，有許多干旱鹽堿，調水增地就可以緩解供給不足的問題。但這需要水利和土地兩個部門合作從事。有意思的例子是改革開放前，鋼鐵、棉花、布匹、衣物和煤炭都短缺，計劃調撥和定量供應。但是，冶金部、紡織部、煤炭部撤銷，鋼鐵、紡織、煤炭等產量大增甚至過剩，于是，沒有必要再設立這些部門。現在各地都覺得各類建設用地供給非常緊張。大數據統計，如國際上城市中居住用地供給占城市用地平均比率為60%左右，中國僅僅為23%左右。城鎮住宅用地的大數據饑餓供應，導致了居住用地價格的暴漲，以及住房的高房價和居住的超高層。

　　大數據和土地計劃管理，解決了土地的最優配置嗎？也沒有。建設用地中，閑置浪費低利用建設用土地，占總建設用地的占總建設用地的25%左右；農業用地中撂荒土地占總用地的10%左右，高成本補貼種植的面積更大。大數據和土地計劃管理，調節平衡了各方用地的需要嗎？更沒有。一方面，農村中農戶和城市中想去農村需要建房和房屋的沒有地和房，壘個雞窩尋建個廁所沒有地，農民發展二三產業沒有地，民營企業很難得到土地供應；另一方面，農村其他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大量地在閑置，城市中有的行政機構、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隨著發展變化閑置了大量的土地。實踐證明，大數據與計劃體制相結合，會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并會造成更嚴重的稀缺。

　　來源：天勇談經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