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2024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不斷出招穩外資、優環境，政策組合拳加速推進。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加強外商投資服務保障”“打造‘投資中國’品牌”。國務院辦公廳3月印發的《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對打造“投資中國”品牌作出了具體安排。

　　當前形勢下，如何理性看待我國引資水平與引資結構的發展變化？未來如何采取務實措施，助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圓圓就此撰文，要點如下：

　　? 引資數量方面，2023年我國吸引外資數量同比下降，受新增股本投資增速放緩、利潤匯回和對外償債增加等因素影響，在2022年高基數基礎上的階段性波動屬正常現象，長期來看中國外資流入量仍有上升空間。

　　? 引資結構方面，制造業占比下降但高技術制造業的外資持續增長、服務業尤其高技術服務業重要性提升；在華外資企業的規模構成更加均衡，中小型外企數量的上升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 2023年大國經濟增長承壓，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各類風險因素疊加，導致了全球資金包括直接投資的流動放緩。在此背景下，我國吸引外資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競爭。兩方面因素影響未來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一是短期因素的改善程度，二是長期因素能否持續創造效益，這是決定我國對外資吸引力的根本所在。

　　? 目前全球化邏輯出現一些變化，部分發達國家出于對我國生產能力和發展潛力的擔心，限制與我國企業的技術合作。對此，我國一方面要加強本土研發，另一方面要持續擴大開放，吸引先進制造業的外資流入，創造適合先進制造企業成長的市場環境。

　　? 建議繼續優化外資準入政策，一是準入階段的措施應與準入后的政策相銜接，強化外資進入后的投資保護，保障公平競爭、完善配套措施；二是限制性的措施要與鼓勵性的措施進行結合，持續縮減負面清單的同時，還需鼓勵外資投向雙贏空間更大的領域。

　　? 為了進一步完善外資的服務保障體系，我國還需持續暢通溝通渠道，提供交流平臺，建立長效服務機制，及時解決外企關注的問題和合理訴求，為企業來華投資經營提供便利條件。未來可從經濟和預期兩個維度優化營商環境：一是強化我國在產業鏈和市場方面的優勢，將中國打造成為同等風險下收益更高、收益類似下風險更低的投資目的地；二是要形成明確、穩定、可持續的預期。

　　理性看待我國引資水平

　　與引資結構的發展變化

　　2023年中國吸引外資數量同比下降。根據商務部數據，202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1633億美元，較2022年的1891億美元同比下降13.6%。以人民幣計算，202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1.13萬億元人民幣，較2022年同比下降8%。根據外匯局數據，2023年中國直接投資負債為427億美元，同比降幅較大。

　　如何看待我國引資水平和引資結構的發展變化？

　　在討論“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或“外資流入”問題時，商務部的“實際利用外資”和外匯局的“直接投資負債”是最常使用的數據，但兩個數據有不同內涵，統計標準和統計口徑有差異，不宜直接比較。

　　以外匯局數據為例，從統計標準來看，直接投資包括三個部分：股本投資（equity）、利潤再投資（reinvested earning）和公司內借貸（intra-company debt）。

　　股本投資體現了投資者基于東道國基本面做出的投資選擇，這類投資接近實際的產業投資。伴隨著股本投資，投資者會貢獻技術、經驗、網絡等其他要素，綜合東道國可得的資源，在東道國進行長期經營獲益。外資投資所獲利潤可用來增加在東道國的股本投資，也可選擇將利潤返還母公司，是否返還與兩國間的利差、匯差、通脹等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在短期內可能發生變化，是短期變量。公司內借貸也與短期變量的相關度較高。

　　從外匯局數據看，2023年中國吸引外資同比下降的原因在于，新增股本投資增速放緩，但利潤匯回和對外償債增加，兩方面因素共同導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量同比下降。2023年由于美元加息、境內外利差加大等原因，外資企業的利潤返回和償還外債都有顯著上升。體現在外匯局數據上，外資在華股權投資從2022年的1687億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717億美元，外資的關聯企業債務從2022年的215億美元凈流入轉為2023年的289億美元凈流出。這兩個數據分別反映了2023年外資利潤匯回和外債償還數量的上升。

　　除了數量的變化，引資結構的變化也有助于說明中國吸引外資的狀況。總的來說，中國希望吸引更高質量的外資，期待外資參與中國的產業升級，推動外資在華布局更加均衡。從行業看，外資重點投資中國的行業，充分利用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機會，外資也幫助了中國產業升級。

　　一方面，制造業曾是外資重點投資行業。以2005年為例，第二產業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約60%。截止2014年，制造業占中國合同利用外資金額的比重仍在54%左右。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從數據看，上世紀90年代實際利用外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曾高達17%，2000年后外企占中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一度超過30%，外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營業收入和利潤占全國的比重約為30%。

　　近年來制造業占中國吸引外資數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但高技術制造業的外資持續增長。2023年中國高技術制造業引資增長6.5%，其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分別增長32.1%和12.2%。

　　另一方面，服務業尤其是高技術服務業的重要性在提升。2023年中國在服務業領域吸引外資為7760.8億元人民幣。投向中國的高技術服務業外資中，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領域的外資分別增長8.9%和4.1%。服務業外資重要性不斷提高，與中國對服務的消費需求上升有關，也與中國經濟中服務業的貢獻率升高有關。

　　在華外資企業的規模構成也更加均衡，2023年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3766家，同比增長39.7%，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小型企業。大企業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大型外企中的絕大部分已經展開了對華投資，2019年世界500強公司中已有約490家在華投資。由此可以推測，2023年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中小型外企是主力，而中小外企數量的上升說明中國營商環境在優化。

　　其中的邏輯是，中小型外企單個企業的議價能力通常比較弱，難以獲得“一對一”量身定制的投資待遇，會更加重視東道國整體營商環境的法治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水平。中小型外企數量的上升，說明中國營商環境持續優化，外企認為中國市場的確定性在提高。

　　因此看更長時間中國吸引外資的情況，中國的外資流入量仍有上升空間。更長時間包括向前和向后兩個維度：回顧過去，2017-2022年中國吸引外資連續六年正增長，特別是2022年在全球跨國投資下降12%的背景下，中國引資數量同比增長6.3%，創下了歷史新高。在2022年高基數的基礎上，出現階段性波動是比較正常的。

　　展望未來，長期里中國吸引外資的數量增長有較大的空間。除營商環境的持續改善外，它國經驗說明，隨著一國經濟體量增加，其吸引外資的數量會增長；人均收入的增加常伴隨著外資數量上升，發達經濟體的“FDI存量/GDP”值平均而言比發展中國家要高。根據外匯局的直接投資頭寸數據，2004-2023年中國“FDI存量/GDP”的平均值為22.2%，低于G20國家的平均值，后者約在40%左右。與中國經濟總量相比，中國吸引外資數量有增長空間。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繼續上升，外資流入有更大的增長空間。

　　全球跨國投資形勢變化

　　與招商引資競爭

　　1． 2023年全球FDI有所下降，我國吸引外資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競爭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2023年全球跨國投資同比增長3%，剔除“離岸中心轉投資”的因素，全球FDI實際下降了18%。其中，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引資分別下降28%和9%。2023年美國和歐盟吸引外資的下降幅度分別為3%和23%。

　　全球跨國投資的下降可以從這幾個方面理解：

　　從歷史數據的表現看，外資數量出現較大幅度波動較為常見。以發達經濟體為例，2017、2018和2022年發達經濟體吸引外資的跌幅分別為30%、28%和37%，2020年的跌幅高達68%。2019和2021年發達經濟體吸引外資則分別增長了47%和89%。中國吸引外資數量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是來之不易的成果。

　　從直接投資的特征看，吸引外資金額容易受到大項目的影響，部分項目金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大項目的有無及數量變化使得特定年度的引資數量不同。

　　從國際投資的環境看，2023年大國經濟增長承壓，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各類風險因素疊加，導致了全球資金包括直接投資的流動放緩。

　　中國吸引外資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競爭。發展中國家通過激勵型政策吸引外資，主要包括財稅鼓勵和金融便利來降低稅收負擔和融資成本，提高外資的盈利預期。

　　以越南為例，越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激勵外商投資的政策，具體有公司所得稅優惠、為形成固定資產而進口的貨物免征進口稅、減免土地費和土地租賃費、加速折舊等措施。越南還區分投資活動、投資區域、投資行業給出了可享受特別激勵的投資項目。

　　越南的激勵性政策促進了外資流入。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越南的外資注冊資本量為4405億美元，外資主要來源于韓國、中國大陸、新加坡、日本、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這幾個經濟體占越南吸引外資案例的比重分別為26.3%、9.8%、8.6%、13.7%、8%、6%，占引資金額的比重分別為18.5%、5.3%、16.2%、15.7%、9.3%、6.7%。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鼓勵制造業回流，倡導近岸和友岸外包，推動供應鏈替代，客觀上給外資提供了更多選項。加上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國內消費迭代升級等因素，部分外企在產品和服務上的優勢減弱，可能選擇減少在華投資，或將部分業務撤出中國，或建立海外備份生產場所。

　　2． 兩方面因素影響我國對外資吸引力，長期來看外資對華投資獲得高收益有基本面支撐

　　兩方面因素影響未來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

　　一方面是短期因素的改善程度。如上文所述，2023年吸引外資數量的下降是利潤匯回和償還外債的增加所導致，這部分資金的流動隨著短期因素而發生變化。在輿論導向和市場情緒影響下，還有一定的跟風效應。當短期因素出現變化，例如中美之間的負利差轉變為正利差，資金可能再次流入中國，中國吸引外資的數量將趨向穩定。

　　另一方面，中國的長期因素能否持續創造效益，是決定我國對外資吸引力的根本所在。是否投資中國，外國投資者最重視甚至唯一看重的是收益成本相抵之后的經濟回報。決定直接投資回報的是基礎變量。中國的基礎經濟變量，包括基建、人力、資源、技術、市場等非常穩定且持續改善。

　　例如，202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26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47萬億元，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2.5%，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1.8萬億元，2023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4年增長了約1倍。這些數據說明，中國對外商的經濟吸引力客觀存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外資對華投資獲得高收益有基本面的支撐。

　　全球化邏輯出現變化中國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做好兩方面工作

　　基于發展經濟的考慮，將生產的不同環節配置在不同的國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化的邏輯——企業利用不同國家在土地、勞動力、技術、資源方面的優勢，進行全球布局，有利于降低經營成本并提高生產效率。

　　蘋果公司是生產鏈全球布局的一個典型例子，蘋果的排名前200的供應商來自不同的國家，包括中國、美國、印度、越南、墨西哥等。中國順應了全球化的趨勢，通過吸引外資對外出口，積極融入國際生產網絡。同樣以蘋果為例，中國企業是蘋果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蘋果前200大核心供應商里中國大陸供應商數量較多。

　　蘋果的供應鏈是一個典型例子，與蘋果相類似，還有數十萬家外企在華經營，這些外企有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進出口，中國通過這些渠道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提高了自身的生產能力。隨著中國企業的制造能力上升，中國同樣希望將生產配置在不同的國家。發達國家在部分制造業上具有技術優勢，中國和發達國家在這些行業進行分工合作，對雙方都是有益的。

　　但目前全球化的邏輯出現了一些變化，部分發達國家出于對中國生產能力和發展潛力的擔心，通過強化投資審查、更新出口管制和人員交流方面的政策，限制與中國企業的技術合作。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一方面加強本土研發，另一方面持續擴大開放，吸引先進制造業的外資流入，創造適合先進制造企業成長的市場環境，并期待通過我國的投資活動豐富國際投資的實踐，為全球投資環境的改善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加大吸引外資力度，提出了繼續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等具體舉措。筆者認為，準入是與外國投資者關系最密切的權利，充分保障外資的準入權利、增加外資在中國的機會是基礎環節。中國非常注重保障外資在準入階段的權益，2017年以來中國連續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在2017年中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中，限制投資和禁止投資產業目錄下分別有35條和28條；到了2018、2020和2021年，中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中的條目分別為34條、33條和31條，2021年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只有27條，中國對外資準入的限制逐年減少。

　　下一步，建議繼續優化外資準入政策。例如，準入階段的措施應與準入后的政策相銜接。強化外資進入中國后的投資保護，保障公平競爭，完善配套措施等同樣重要。又如，限制性的措施要與鼓勵性的措施進行結合。持續縮減負面清單的同時，還需鼓勵外資投向雙贏空間更大的領域，如中高端制造、研發、現代服務等領域和中西部、東北地區。就具體行業來說，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繼續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全面取消制造業外資準入，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外資準入。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座談會時強調，“加強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增強對國內外要素資源的吸引力。”要吸引外資，營商環境就是競爭力。

　　對營商環境有兩類評價指標：

　　第一類是定量的指標。以世界銀行的營商便利度指數為例，該指數對獲得許可、納稅、貿易、履行合同等事項，給出了企業花費的時間長短、成本的高低、流程數量的多少，并以此說明各國投資環境的差異。定量指標有指向明確、結果可比等優勢，我國也可給出明確的數值目標。

　　第二類指標以定性為主，如透明、友好、安全等，這些指標在概念上有模糊性。例如，透明度中涉及信息公開的內容、方式、時間等，各國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對于這類指標，我國應該對標國際高標準，吸收它國的經驗，并考慮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來進行界定。

　　可從“投資服務”這個角度來具體說明中國如何優化營商環境。外資企業在中國有“進入-經營-退出”的不同階段，其存續時間短的話有幾年，長則數十年，通過長期經營來獲利。對外資企業的服務和保障將覆蓋投資的不同階段，延續較長的時間，涵蓋方方面面的內容。

　　在外企進入階段，中國的服務保障體系應關注審批、規劃、用地、用電、環評等方面。在經營階段，中國的服務保障涉及納稅、貿易、履行合同、能耗等企業事項，也包括支付、旅行等投資者的生活便利。在退出階段，投資者權益保障、外匯等問題較為重要。

　　為了進一步完善外資的服務保障體系，建議進一步暢通溝通渠道，提供交流平臺，建立長效服務機制，及時解決外企關注的問題和合理訴求，為企業來華投資經營提供便利條件。

　　未來可從經濟和預期兩個維度來優化營商環境。經濟方面，要強化我國在產業鏈和市場方面的優勢，將中國打造成為同等風險下收益更高、收益類似下風險更低的投資目的地。另外，要形成明確、穩定、可持續的預期。相比營商環境本身的特質，營商環境整體的確定性和持續性更為關鍵，外商會基于對營商環境的整體看法來做出投資選擇。穩定預期的方式包括堅定擴大開放，縮減負面清單，促進公平競爭，提升知識產權保護等多方面的內容。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