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黃益平

　　2023年10月底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對未來的金融工作構筑了一個宏大的目標，同時金融強國建設也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金融強國包括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和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六大元素。直觀地理解，金融強國起碼要具備三個方面的特征，即高效、穩健、國際影響力。

　　前兩個特征比較直觀，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明確的舉措，即“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體制，優化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與提升金融的國際影響力相關，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推進制度型開放，高度重視經濟與金融的安全性，同時積極吸引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展業。

　　與國際金融市場連接

　　客觀地說，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提升面臨一定制約條件。

　　首先，中國的金融發展道路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兼具中國特色。發展至今，為了進一步提升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中國需要考慮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問題。

　　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從1978年的一家金融機構開始，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已經建成了一個龐大、完整的金融體系。與大多數市場化國家的金融體系相比，中國的金融體系確實有不少獨特之處，比如政府參與的程度和國有金融機構的占比都相對較高。

　　截至目前，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效果優于蘇聯、東歐的“休克療法”。如果要總結一條有益的經驗，那就是中國金融改革的務實態度。這種改革的務實態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實際出發，重視改革政策的可行性；二是以結果為導向，如果改革措施有效，就繼續往前走，如果效果不好，寧可往回退一步。這樣，一方面，金融體系的演變總體上來說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在演變過程中難免留下甚至產生一些問題，所以持續改革是必要的。

　　這樣一套在國內行之有效的體系如何與國際市場制度接軌？歸根到底，金融具有國際影響力，國內的機構、產品和投資者能夠“走出去”，國外的機構、產品和投資者可以“引進來”。這就要求國際、國內兩套體系能夠無縫銜接，國際市場參與者不但要能夠理解國內的體系，還要有充分的信心。

　　其次，目前看來，中國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完全放開資本項目。如果資本不能自由進出，那么就很難討論金融的國際影響力。中國在1996年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下的可兌換，之后一直努力逐步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兌換，但迄今尚未大功告成。

　　事實上，201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已經提出要穩健地推進資本項目的放開，而在經歷新冠疫情、大國關系、地緣政治等外在沖擊后，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經濟與金融的安全性。

　　實際上，這個變化是務實政策的體現。與所有金融政策一樣，資本項目放開既有積極效應，也會有負面后果。前者主要是資金利用效率的提升，后者則指資本大進大出，容易導致金融不穩定。許多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過早放開資本項目而釀成了嚴重金融危機。中國目前完全放開資本項目的條件尚不成熟，決定放緩這項改革，是很明智的。

　　資本項目暫時不放開，勢必會影響金融的國際影響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也并不必然意味著不可以在這個方向上繼續向前推進。第一，資本項目不放開，并不影響金融服務業的雙向開放。國內的機構“走出去”、國外的機構“引進來”，最近幾年這方面的進展非常顯著，外資金融機構不僅在國內獲得了更多的牌照，還在一些業務領域被允許100%控股境內金融機構。

　　第二，雖然一些敏感的資本交易項目不能放開，但其他項目可以基本放開甚至完全放開，比如長期國債的投資，中國還設置了一些管道式的開放渠道，比如滬港通、債券通等。

　　第三，在資本項目不能完全放開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通過發揮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央行的貨幣互換協議的作用，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的主要功能是讓“非居民”可以自由地交易、持有人民幣資產，當前離岸市場可以部分發揮同樣的功能。

　　發揮中國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

　　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一件典型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放眼全球，最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包括倫敦、紐約、中國香港、新加坡，其他國家也在作出各種努力，日本、韓國、德國都試圖建立國際金融中心。

　　應該說，東京、首爾、法蘭克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離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尚存在很大的距離。英國、美國的金融體系被稱為資本市場主導型，而德國、日本的金融體系則被稱為商業銀行主導型。

　　同為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自由民主國家”，為什么英美與德日的金融體系差異這么大？決定因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應該是市場制度，包括法律體系、監管體制、文化傳統及通用語言等。既有研究也指出，英美的普通法系被認為更有利于促進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采用普通法系的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已有地位可能與之相關。同樣，最近興起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場（ADGM）基本上全盤照搬了英國的法律體系、監管框架及語言體系。

　　作為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香港在中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將繼續發揮并鞏固提升；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其他城市也應增強自身國際金融功能，不過需要認識到真正建成高效的國際金融中心尚需投入和時日。

　　必須指出的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是“國際”，而非“金融”。金融業務量大，肯定是重要的金融中心的指征之一，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具備至少以下三個條件：一是金融中心的資產價格與國際市場完全一致；二是金融產品可以完全自由地在金融中心或國際市場交易；三是金融機構可以自由決定在金融中心或者國際市場提供服務。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間，中國香港一直很好地發揮了世界與中國之間金融與貿易服務中介的作用。大多數外國直接投資通過中國香港來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的投資也經過中國香港走向世界，一些企業到香港市場融資，一些投資機構也到香港市場投資。這個功能應該還可以繼續保持，此外還有很多新的功能可以挖掘，比如中國香港可以作為中國家戶財富管理的中心，投資世界各國的金融資產；中國香港也可以作為中國金融資產交易的市場，為世界各國的投資者提供交易場所。

　　在資本項目短期不可能完全放開的條件下，應考慮把中國香港做成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中國香港的許多金融資產可以以人民幣計價進行交易。這樣，雖然“非居民”即國際投資者不能完全自由地進出中國內地資本市場，但是它們可以在中國香港市場上自由地交易和持有人民幣資產。這就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關鍵助力。

　　簡而言之，中國香港應該發揮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同時應該成為全世界除了中國內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幣資產交易市場。

　　設置“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

　　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具體、務實的舉措，提升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目前有一個值得考慮的思路是設置“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以下簡稱“計劃”）。

　　提出這個思路的起點是關于中國“新三樣”新能源產品（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的國內龐大供給能力與國外市場需求缺口的匹配。

　　國際市場的形勢很復雜，一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有需求、也有購買力，但出于地緣政治甚至國內政治的原因，已經開始對中國產品出口設置限制。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需要新能源產品來實現綠色轉型和低碳增長的目標，但缺技術、缺產品、缺資金。

　　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測算，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投資的資金缺口為每年4萬億美元。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資金瓶頸，也許把中國的新能源產品出口到這些有需求的國家，是一個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示。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初衷是幫助歐洲經濟復蘇，當然歐洲國家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這個計劃起碼達到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目的：一是幫助歐洲經濟復蘇；二是擴大美國經濟特別是美元的國際影響力；三是形成對蘇聯東歐經濟區的對抗。

　　把上述思路借用到當前新能源領域，可以形成中國版“計劃”，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轉型。這個“計劃”起碼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第一，多年來中國一直保持龐大的貿易順差，并且對大約170個國家存在順差。過去中國是小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里，持續順差的矛盾沒有那么突出。但現在不一樣了，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大國經濟，而且全球化的環境也發生了逆轉。各國接受中國順差的意愿和能力有所下降。

　　歷史上也有不少因貿易不平衡造成嚴重沖突的例子，而處理得好的大多是將順差作為投資或援助留在逆差國家，換句話說，即構建經濟命運共同體，共同發展、共同繁榮。這是思考“計劃”的一個重要動機。

　　第二，零碳增長是全球任務，但是發展中國家缺乏有效轉型的能力。如果中國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能源轉型，那么不但可以展現中國在全球綠色發展中的領導力，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而且能團結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在地緣政治矛盾突出、歐美對中國實施實質性的“局部脫鉤”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與政治意義。

　　第三，“計劃”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商業化投資、低息貸款和援助的同時，可以帶動中國的新能源產品和企業“走出去”，實現合作共贏，支持中國的新能源產業持續走在國際前列。

　　中國在“新三樣”市場的國際領先地位來之不易，如果聽任歐美打壓，勢必會損害行業發展，甚至失去已有的市場份額。而通過服務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不僅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幫助中國產業保持領先地位。

　　第四，“計劃”可以直接提升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推進金融機構和人民幣的國際化。“計劃”的資金可以來自多個渠道，一部分可以來自商業化的機構，包括銀行的貸款和企業的投資，這部分資金應該按照商業化的原則運作；另一部分來自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相對優惠條件下的長期融資；還有一部分可以是政府提供的援助。

　　“計劃”還可以考慮一些新的金融創新工具，比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和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e-CNY），以“計劃”為載體，走向國際市場。

　　“計劃”對于商業化工具、政策性工具和援助工具的使用，需要秉持兩條原則：一是市場化工具一定要做到商業可持續，按市場原則融資或投資決策，充分評估金融風險，同時要與國際金融組織和國際債權人合作，形成有效的風險處置機制。

　　二是政策性工具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有政治考量，帶有很強的政府行為的色彩。對于發揮主權信用的作用、通過增加中央政府債務的方式實施“計劃”的想法，肯定會有人持反對意見。不過需要考慮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公共債務只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8%，適當增加一些負債實施“計劃”，既不會造成財政風險，也是一種增加總需求的財政擴張舉措，又有重大的國際政治經濟意義，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小結

　　國際影響力是金融強國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目前的制度與政策安排下，提升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面臨一定挑戰。本文提出了如下三條建議：

　　第一，努力讓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道路與國際市場制度接軌，同時利用人民幣離岸市場和貨幣互換協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第二，堅持“一國兩制”，保持并增強中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服務中國的金融強國建設。

　　第三，近期可以考慮通過設置“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以商業化工具、政策性工具和援助工具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其綠色轉型，實現合作共贏，同時塑造中國在全球綠色發展中的領導力。

　　本文來源于《國際經濟評論》2024年第4期，此為縮減版，注釋從略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