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并將“人均國民收入是否能突破一萬美元的上限”作為是否成功跨越該陷阱的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8000美元左右，處于中等收入偏上階段，探索出一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道路儼然成為中國現階段的重要任務之一。

　　對此，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階段，各種矛盾及風險明顯增多。 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又是什么？針對這個問題，蔡洪濱在新浪長安講壇上做出了回應。以下為文字實錄。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題目是“效率、公平和中等收入陷阱”，主題是講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當下中國非常熱門的話題。20年之后中國會怎么樣，對于我們、尤其是你們這些年輕的學生，都非常重要。20年以后，現在的年青人將是國家棟梁。那時的中國經濟社會怎么樣，直接關系到民族復興的大業，也關系到我們每個人的發展。

　　今天的題目，我把它分成四個部分：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是什么，現在有哪些觀點和看法；二是以我個人的角度和理解，來分析長期經濟增長中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三是實現效率和公平相互促進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四是回到現實，這個話題對我們有什么啟發和意義。       

　　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我做一個簡單的描述。我把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人均GDP一千美元作為起點，橫軸是時間，縱軸是以人均美元衡量的發展水平。每個國家到達人均GDP一千美元的時間不同，到一千美元時歸零。各國達到人均一千美元之后，大部分的國家都能繼續保持GDP的增長，也就是實現經濟起飛。經濟增長的同時，人們的生活水平開始提高。

　　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個標準是人均GDP達到三千美元，盡管各國到達三千美元的速度或快或慢，但大部分國家都能達到人均三千美元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到達三千美元，這就是我們經濟學所說的跨過貧困陷阱。當然，也有一些國家長期陷入貧困陷阱之內，往往是由于戰亂、戰爭等等原因。       

　　我們用另外一個標準去看，就會發現不同的規律。達到人均三千美元以后，同樣歸零，橫軸還是時間，縱軸是人均三千美元以后的發展目標：一萬、兩萬、三萬、四萬美元。可以看到，達到三千美元以后，仍然持續保持經濟增長，不斷提高發展水平，跨過一萬美元中等收入，達到人均一萬五千美元、兩萬美元或者三萬美元的國家很少。

　　很多國家在人均達到三千美元、跨過貧困陷阱以后，雖然經濟還會有一些增長，但是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基本都是在低于人均一萬美元的水平上徘徊，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沒有什么神秘，它就是各國經濟增長在統計上表現出來的規律。除了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以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都在一段時間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且長期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地區的阿根廷、巴西等國。阿根廷最為典型，大家都以它為例。100多年前，當時的歐洲移民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另外一個是去美國的紐約。我曾經有一個從阿根廷來的學生，他的祖先是意大利移民，當時選擇去了阿根廷，而沒有去紐約。結果現在阿根廷的經濟發展水平，仍是人均八千到一萬美元左右，美國已經超他們很多了。還有少數的國家和地區，比如二戰之后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都是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例子。    

　　有了這樣的經驗總結，人們自然會問，為什么有些發展中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持續保持發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等發達國家？而大部分國家為什么做不到？對此，各界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變成發達國家，實現從不幸到幸福，關鍵是什么？我們從經濟學理論中去研究，希望能夠找出一些比較關鍵的因素。有一類解釋是政策因素，研究從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的案例采取了哪些經濟政策。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奇跡是非常熱門的研究領域。

　　90年代初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讀博士，我們系里專門有一門課，叫做《比較經濟體制》，授課的教授青木昌彥是非常了不起的學者，跟中國有很多淵源，對中國非常友好，對中國問題很關心。當時他講日本的經濟奇跡，最重要的一條是日本所謂的主銀行制度，就是一個大銀行把小的銀行都集中到一起，小銀行出了問題大銀行來幫忙。主銀行制度對日本起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樣的制度有沒有推廣的可能？顯然沒有。美國、歐洲等國家顯然不允許這樣的金融運作方式。    

　　我講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你可以總結成功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比如日本、韓國等所謂東亞的“四小龍”當時采用的是進口替代政策。但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比如典型的拉美國家，就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政策愚蠢嗎？顯然也不是。

　　前段時間美國的經濟學家研究墨西哥，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在過去30年里，墨西哥經濟增長沒有什么起色，對墨西哥的政策一條一條加以審視，感覺都是正確的政策。所以，政策本身很難解釋為什么有的國家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卻沒有跨過，至少說并沒有什么簡單的妙方，只靠政策就能把這個事搞定。    

　　第二點，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來講，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它的本質就是某一個特定階段長期增長所面對的問題。經濟學界最重要的、最被廣泛接受的是制度學派，有眾多著名經濟學家來研究經濟制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和作用。比如，所有的制度學派學者都公認，要保證長期經濟增長，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制度，就要有一個好的產權制度。產權比較清晰，人們就有積極性做投資，就有積極性去創新。如果產權制度不清晰，沒有人敢做長期投資，也沒人敢創新，經濟就沒有辦法保持持續增長。雖然制度學派有很多不同的派別、理論和不同的著作，說到最后，都落在產權清晰這個角度上。    

　　無論是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還是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比如我們東亞的一些鄰居國家，你很難看出他們在產權保護方面的做法有什么大的區別和差距。從經濟增長理論來講，也看不出幸福的國家和不幸福的國家核心的區別在哪里。

　　今年年初，我在這兒聽過財政部樓繼偉部長的演講，他說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很大，大概有50%。他列舉了很多理由，比如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土地制度改革、農村勞動力轉移、社保成本降低等等，還有很多數據證據。樓部長的這些分析，顯示他對中國情況非常了解，他所列出的所有的原因，都指向了同一個事情，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太快。他擔心如果勞動力成本上升過快，經濟增長就不會持續，這個是有道理的。       

　　反過來講，如果只是為了讓勞動力成本低于勞動生產率，拼命壓制勞動成本不要增長太快，是不是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成本的節約不是目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越來越快，人們的收入越來越高，這才是經濟增長最終的目標。大家對中等收入陷阱這么關注，有這么多的理論，包括國外的理論、國內的觀點，但是好像沒有一個比較系統的理論。

　　中國最喜歡講結構問題，結構這個詞涵蓋了很多你能想到的經濟變量。所謂的經濟結構，是指經濟變量之間的比例。很多文章講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為某一個結構有問題。我把能找到的國家，用一定的指標測量他們是不是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進入人均三千美元階段，20年以后能不能達到一萬五千美元，可以用不同的指標來衡量。在這些指標的支持下，我盡可能去找哪些經濟結構因素發揮了影響。

　　在經濟結構中，有政府的規模、衡量不平等的基尼系數、投資和消費比例、人口、人均進口、出口、通貨膨脹等指標。再把能找到的工業比重、服務業比重都放進去，最后一列是多元回歸的結果。這個多元回歸結果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是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不管用什么樣的指標去看，沒有一個結構因素是能發揮決定性作用。至少從過去這些國家的增長經驗來看，看不出任何結構因素和這個國家是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有任何的相關度，更不用說有直接的影響。

　　所有這些結構因素看上去都不靠譜，到底什么是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做一些思考。我們還要回到經濟學問題的本質，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是長期經濟增長里的特殊現象。長期經濟增長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增長動力好像就慢慢喪失了，我想應該抓住問題的本質，從這個角度做一些思考。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經濟學里最重要的關系。從靜態的角度來講，公平和效率是兩個目標，但是有的時候，這兩個目標可能會有點沖突。我們經常說效率就是經濟增長的保證，通俗來講，效率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越做越大，多勞多得，就可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但是，追求效率的同時就會產生收入差距的擴大，引發社會不公平、或平等的損失。

　　反過來，一個社會的公平和平等不完全一樣，這里我們不去做哲學上的深究。社會對公平基本的訴求，也是社會發展的目標，頭一個條件就分配制度要合理，把經濟增長做大的蛋糕分配好。但是強調成果公平共享的程度，有的時候可能跟經濟增長效率的要求有一些矛盾。看重效率的說，誰創造價值大，誰就要拿更大的份額；看重共享的說，誰也不能拿比別人更大的份額，效率和公平自然就會產生矛盾。這是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個關系，也是需要做好的平衡。

　　在長期經濟增長階段，對效率和公平相互之間的動態關系，經濟學家很早以前就有很多分析，而且有一些很著名的結論——就是所謂的庫茨涅茨曲線。庫茨涅茨總結長期的經濟發展，發現效率和公平之間有這樣一種關系：橫軸是人均GDP刻畫的經濟發展水平，縱軸是不平等的水平，曲線越高，代表不平等水平越高。經濟增長與公平有一個倒U型的關系：一開始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不平等水平也很低，社會相對比較平等。當經濟開始增長以后，不平等水平加大，到一定階段就開始走下坡路，經濟繼續增長，效率再繼續提高，但不平等的水平下降，社會變得越來越平等，這是標準的庫茨涅茨曲線。

　　庫茨涅茨提出這種規律以后，經濟學界開始進行了很多的研究，有理論和實證的研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和各種各樣的分析，還有很多人進行了完善、補充和驗證。這個理論不僅很有影響，還有很多的發展。他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不是任何時候找一個國家畫曲線都是倒U型的。最開始的起點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GDP水平比較低，但相對后來的工業社會比較平等。封建社會雖然不平等，但是封建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低于后來的工業社會。農業社會的起點相對比較平穩，但是效率比較低。工業化初期階段，效率提升，經濟增長，曲線開始往上走，同時伴隨著不平等的加劇。

　　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農業社會的生產資本投入很少，主要生產要素就是農民的勞動力和土地，勞動力差別不大，新的機會和需求變化很少，農業社會的不平等主要是土地供給的不平等。工業生產則是資本投入巨大，資本積累越來越重要，新的設備和技術帶來很多新的商業機會，這些因素使得社會的不平等曲線一直往上提升。

　　還有一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化社會的初期，農業人口向工業生產轉移，廉價勞動力很充裕，工資收入增長很慢，階層之間收入差距開始擴大，這是普遍的規律。這一趨勢改變的拐點，往往在工業化中后期：經濟進一步增長，效率不斷提升，不平等程度開始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劉易斯拐點出現，勞動力不再廉價，勞動收入開始增加，供給失衡趨向平衡；二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更加充裕，資源重要性下降，機會更加公平；四是政府的二次調節更加有效，社會保障、醫療、社會福利教育制度更加完善，等等。       

　　馬克思觀察到的資本主義，正是處在庫茨涅茨拐點的頂端。生產效率比農業社會提高很多，GDP在增長，資本家的收入和利潤很高，但是工人的收入水平很低，生活很凄慘，階級矛盾非常激烈。后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跟馬克思那時候看到的情況并不是完全一樣。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厲以寧老師，他學的是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功底非常深厚。他在資料室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撰寫了一系列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書《資本主義的起源》，在我看來是制度經濟學的傳世之作。歐洲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從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東西方的發展歷程不一樣？為什么資本主義到后來又突然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厲老師有一個概念，他說一個制度本身怎么運轉，所謂的體制、機制是不同的。有時候體制是剛性的，意味著社會制度沒有靈活性。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如果體制、機制是剛性的話，它就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制度體系就會崩盤，社會就會發生劇變。

　　歐洲的封建制度是剛性的，最后不能適合社會的需要被淘汰，進入到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到了一定階段，就像馬克思看到的庫茨涅茨曲線頂端的情形，如果它也是剛性的制度，那么肯定馬上就要完蛋了。事實上，資本主義對自身的體制做了很多的調整，使它變成了彈性制度，可以容納社會技術進步所需要的改變。因此，資本主義制度延續的時間，要比馬克思當時預想的時間長一些。

　　中國的封建社會和歐洲的封建社會有何不一樣？中國的封建社會是相對彈性的，比如它的世襲制度等等，都不如歐洲那么剛性。同時中國還發明了很著名的科舉制度，使窮人出身的子弟也可以當官。中國的封建制度延續兩千多年，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彈性社會。從1949年開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是非常剛性的。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把社會主義制度彈性化了，這就是改革成功的經驗。庫茨涅茨曲線和馬克思看到的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后來的變化，都是很好的證明。

　　庫茨涅茨規律總結的很好，有很大的影響，但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是完全符合這個規律。標準的庫茨涅茨曲線縱軸是不平等的程度，我把庫茨涅茨曲線倒過來，使倒U型變成U型，再把縱軸改一下，我們把它變成平等的程度，曲線就變成這樣了。起點是農業社會，工業化的初期，底部是工業化的中期，后面是工業化的中后期，這是大致的規律，也是標準的庫茨涅茨曲線。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形態，比如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發展，也符合這個規律。這些國家隨著經濟的起飛和增長，社會平等程度在下降，但是下降到一定地步后，很快就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曲線了：接下來隨著經濟不斷增長，社會公平的程度反而越來越高。相對而言，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在同類國家里面都算比較低的。

　　庫茨涅茨曲線是西方國家的普遍經驗。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寫了一本《21世紀資本論》，他說西方國家原來的曲線都符合庫茨涅茨曲線，但是1970年以后開始掉頭向下，大量的數據證明正是如此。在美國和歐洲，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是同樣的。最富的家庭占整個財富10%的比重，過去100多年美國和歐洲的變化，基本上都是同樣的規律，只是變化的程度不一樣。       

　　二戰以后，歐洲和美國的不平等一路下降，到1970年以后開始拐彎重新上升，最高的時候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社會財富的90%，現在是百分之七十幾，這些國家社會都是非常不平等。皮凱蒂有很多的分析，最核心的思想是長期不平等取決于兩個參數，一個是資本投入的回報率，另一個是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和勞動收入的增長率差不多。

　　在他看來，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是這兩個東西在賽跑：是資本收入增長更快，還是勞動收入增長更快？如果資本收入增長比勞動收入增長更快，這個社會必然會越來越不平等，因為錢生錢更快，富人就比其他人財富增長的快，財富積累不平等就越來越厲害。從理論上分析，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很難避免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就是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問題。

　　如果他的理論和數據是對的，那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最后必然滅亡。因為一個社會10%的人擁有90%的財富或者是百分之七十幾的財富，如果這個趨勢一直無限延續下去，財富就會越來越集中，沒有一個社會能承受這種狀況。所以他的預言，資本主義如果這樣走下去必然會完蛋。有人說他是新的馬克思主義，他說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拯救資本主義方法。他有很多說法，其中一個就是限制資本回報率，對資本所得進行收稅。       

　　1970年以后，美國、歐洲的變化主要是稅收的變化。美國在100年前基本上沒有收入所得稅，后來把收入所得稅和財富所得稅起點定得很低，接著開始快速增長，二戰時達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這是非常高的稅率。1970年左右美國、歐洲開始調整稅率，資本稅下降了，資本所得的回報率原來低于經濟增長，后來高于經濟增長。皮凱蒂的看法更正了庫茨涅茨對西方國家經驗的認識。       

　　前面我們看了不同的庫茨涅茨曲線的形態。在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庫茨涅茨總結出很有意思的規律——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但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如我們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的庫茨涅茨曲線再畫一下，隨著經濟的增長，不平等程度向上升高，平等程度下降，下降到底部以后就上不去了，從庫茨涅茨曲線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從庫茨涅茨總結的所有發達國家經驗來看，到一定階段曲線應該往上走，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平等的程度也要上升，要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       

　　從庫茨涅茨曲線來看，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直在底部徘徊，沒有效率，經濟增長乏力；沒有公平，不平等程度有時候甚至還加劇，無法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這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雙重迷失。所以，拉美國家走不到庫茨涅茨曲線的后半段。我們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注，是因為這個問題跟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正好相關。       

　　中國能不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從庫茨涅茨曲線角度來看，未來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國能不能走向紅色的這條線，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相互促進，一方面在效率不斷提升的基礎上，勞動生產率水平越來越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越來越高，經濟發展階段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平等程度逐漸提高，不平等程度逐漸下降，這是所有發達國家在這個階段必須要走的路。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經驗告訴我們，實現這個目標的國家很少，尤其是落在后面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希望避免的是，不平等程度沒有辦法下降，效率提升的動力越來越少，經濟增長越來越乏力。從庫茨涅茨的曲線來看，這是我們的關鍵。       

　　如果這個是關鍵的話，我們進一步來看，實現效率和公平相互促進的關鍵是什么？我想說的就是所謂的社會流動性。要實現效率和公平相互促進，從一定意義上講是矛盾的，因為促進了效率，公平就有損失；促進了公平，效率就有損失。如果想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一定要找到一個東西，它能同時能促進效率和公平的提升。

　　我個人認為這個因素就是所謂的社會流動性。如果社會在這個階段能保持健康合理的流動性，一方面能提供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使我們效率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同時還能實現社會的和諧，實現公平程度的不斷提高。在這里，社會流動性可以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社會流動性不是簡單的橫向流動，比如從農村到城市，從上海到北京。我們所說的社會流動性是代際之間的垂直流動，是上一代的教育、收入、地位對下一代的影響。傳統的中國社會沒有流動性，社會形態固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這是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是科舉制度，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彈性所在。在科舉制度下，只要你考上了狀元、進士，無論你是什么出身，都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體現了社會的流動性。       

　　社會流動性有很多測度。最簡單說法是，上一代人的教育、收入和地位跟下一代人的教育、收入和地位之間的相關性在負1到1之間。越靠近1說明社會流動性越低。相關系數為1就是社會固化，上一代人決定了下一代人；負1就是說這個社會發生了革命，統治階級變成被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變成統治階級，1949年的中國就是這樣。大部分正常社會都是在0-1之間，過分靠近1，這個社會就固化了，而接近0是最隨機的。

　　另外，一個正常的社會，代際之間都有繼承性，所以社會流動性在0-1之間的某個段位。在回歸基準上，通過更嚴格的分析，我們可以把上一代人對下一代的影響計算出來。比如教育回歸，這代人除了自己的條件和社會條件之外，多大程度取決于父輩的教育程度。在收入方面，可以計算父代的絕對收入對下一代的影響，在考慮其他很多勞動市場因素以后，把它體現出來。有的時候還可以看相對的收入，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測算。    

　　為什么我說代際之間的社會流動性，是促進社會效率和公平的關鍵呢？首先，我們看它如何促進效率。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經濟增長動力的缺失。如果一個社會固化了，就沒有增長的活力了，所以它必須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才會有增長的活力。從微觀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的年輕人愿意積極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投資，積極學習、創業，尋找各種各樣的努力來改善自己的命運。如果社會上的年輕人都這樣做，這個社會一定是充滿活力的，增長動力一定非常強勁。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年輕人會這么做，什么情況下年輕人不會這么做？年輕人的成功有很多方面因素，比如說遺傳基因、家庭背景等等，這些是先天因素，沒有辦法選擇。另外還有社會選擇，社會為年輕人創造的教育機會、工作機會等等，再就是個人的努力和運氣。遺傳基因和家庭背景是客觀因素，不可能完全一樣，自然就有不公平產生，而且這種不公平還可以傳承。如果一個社會環境在不斷強化前面兩個客觀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到達一定程度以后，家庭背景好的年輕人不用努力就可以坐享其成，而家庭出身差的年輕人無論怎么努力也沒有機會成功，這樣的社會增長動力和活力肯定是非常差的。

　　反過來講，如果社會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和彌補自然條件造成的不平等，就會使家庭條件好的年輕人覺得不能坐享其成，自己也需要努力；家庭條件不那么好的年輕人，通過努力也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個社會就是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就能保證。所以從微觀角度來講，一個社會健康合理的流動性，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我們知道，通常的經濟增長理論，都是講要靠資本投入和勞動的增加，要靠技術創新。       

　　傳統的制度經濟學，講保護產權的制度，保護人們技術創新和資本投入的積極性。沒有產權保護，投資和創新帶來的好處都被別人拿走了，就不會有人來做投資和創新，這是制度學派的核心觀點。

　　但是制度經濟學沒有看第三項，在現代社會，勞動力更多的是指人力資本，是體現在所有勞動者身上的智力和勞動能力，這個決定勞動生產率。所有的主流經濟學都認可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但是增長理論為什么沒有說？他的積極性誰來保護？主流經濟學家不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它不存在產權的問題。人的人力資本都在自己身上，你的工作就是出租你的時間和人力資本，產權還是你的，你想走就走，甚至還可以把老板炒魷魚。誰要想拿槍逼著人們為你干活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對投資人力資本的積極性沒有足夠的考慮。實際上，人力資本的投資積極性，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是最重要的。從微觀角度來講，這個社會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就沒有人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從宏觀角度來講，只有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人們才有必要、有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本投入，最后勞動力的增長才有保證。這是經濟增長最核心的觀念。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對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非常關鍵。凡是代際流動性高的社會，經濟增長表現都還不錯。       

　　在這個階段，不光要解決經濟增長問題，還要解決公平的問題，長期動態的公平也需要健康合理的流動性。對于不平等，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看，即靜態的不平等和動態的不平等。農業社會相對來講是靜態的不平等，主要是土地的分配不平等，土地靠繼承，貴族身份是靠基因。進入工業社會以后，開始出現新的技術、新的企業和新的商業機會，靜態的不平等就被打破。社會開始出現流動的不平等，很多出身不好的人有了新的機會，原來貴族和地主不愿意干的事，新出現的冒險家就干了，發了大財，社會越來越平等，打破了原來固化的狀態。       

　　固化的狀態被打破以后，就會使原來靜態的不平等變成動態的不平等。庫茨涅茨曲線的前半段——隨著效率的提升，不平等的程度加大——從靜態和動態的不平等角度來看，更加復雜。原來是動態的不平等，現在從動態的平等，導致了靜態的不平等，這是庫茨涅茨曲線前面的一部分。       

　　庫茨涅茨曲線是否往上走，取決于我們所說的動態平等。社會到了庫茨涅茨曲線的最低部，要往上走從而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假設社會能一直保持動態的平等也就是機會的公平，很多人不管背景怎么樣，都會創造自己的機會，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樣不平等慢慢隨著時間又開始下降，原來的貧富差距自然就有一些縮減了。通過一代一代人之間貧富差距的縮減，社會動態不平等程度慢慢下降，持續保持這樣的進步，就會慢慢進入到持續保持動態的平等，靜態的不平等就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越來越小，最終會進入靜態和動態都比較平等的社會，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北歐國家。

　　最近美國的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是比較左翼的人，他說美國不能再這樣走了，否則我們的資本主義就要完蛋了。美國要學習瑞典、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他們在政治上就是比較典型的靜態不平等很小，基尼系數很小，社會動態不平等很低，流動性很高，經濟增長很好，創新能力很好。世界各國都很羨慕這樣的社會，這是最好的狀態。       

　　不好的狀態就是，在庫茨涅茨曲線底部以后進入持續的靜態不平等。原來工業社會經濟起飛時的很多動態的平等，到這個時候慢慢消失了，開始變得動態不平等，社會慢慢固化起來。首先就會把原來的不平等固定下來，固定在代際之間，老子的貧富決定兒子的貧富，再由這一代傳到下一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樣就會進入惡性循環，靜態不平等再加上動態不平等，兩個互補更加加劇不平等。

　　從社會流動性的角度來看，流動性開始增加時伴隨靜態的平等下降，不平等上升。但是到了工業化中期，持續保持社會流動性，原來平等流動以后的特別不平等慢慢會變成平等，效率就會提升。東亞奇跡就是能持續保持社會流動性。而拉美國家，到了庫茨涅茨曲線的頂端以后，社會流動性開始下降，動態的平等變成不平等，社會開始固化，收入差距進一步凝固和加大，同時增長的動力越來越小，這就是他們的根本問題。拉美國家有一些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沒有跨過，區別不在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不在勞動市場，也不在結構，而在于社會流動性。

　　這里有一個數據，對教育的代繼相關性進行跨過比較，就是各國父輩教育程度對子輩教育程度的影響。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都是0.6多。在這些國家，如果你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往往意味著家庭地位和收入也不高，子女就很難得到比較好的教育，代際教育相關性達到0.6，而發達國家都是0.3或0.4。

　　我們沒有美國、日本、東亞這些國家的數據，但是這些國家跟其它國家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們對教育的重視，對教育公平的重視。日本1950年初的教育法案，教育投資達到GDP的8%以上。韓國的教育普及率比美國強很多。在東亞國家，教育的公平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以后，還能持續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       

　　從庫茨涅茨曲線來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庫茨涅茨曲線的后半段走不上去，沒有辦法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我們需要找到的是，什么因素能同時促進效率和公平，這個因素就是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這個階段還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沒有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比如拉美這些國家，沒有在這個階段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社會出現固化。這就是我們分析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從這個角度能不能解釋，為什么這么多國家不是由于政策、制度的原因，卻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個國家經濟起飛，跨過貧困陷阱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必然會出現社會結構的變化。要素驅動經濟增長帶來社會分層，此時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政府在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方面不一定有很好的前瞻性，社會對機會公平沒有文化共識，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

　　在前期經濟增長過程中，取得成功的階層一定會利用政策缺乏前瞻性和制度的不完善，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優勢。當這些優勢擴大到足夠大，其他的階層的年輕人就沒有機會了，就容易出現社會固化。社會結構的改變，容易出現社會流動性的喪失。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不是只要有公平競爭的市場、有好的政府政策、有全民的共識就能做得到。

　　那么，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在這個階段，社會都是嚴重的靜態不平等，我們要從社會流動性入手，用動態平等逐漸解決靜態不平等。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往往陷入政策的誤區，蛋糕做起來了，社會不公，我怎么做好？靜態的不平等很重要，但是解決的思路和方法，不能只盯在靜態問題上。無論政府怎么分這個蛋糕，永遠不可能使所有人高興，更多的時候卻是使很多人不高興。

　　如果在這些問題上，政府說得多，做得少，社會各個階層的期望值越來越大，反而使社會產生更多的隔閡。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典型的特點是民粹主義興起。每個社會階層都覺得自己要在經濟增長中得到更大的蛋糕，其實蛋糕就這么大，根本沒有辦法實現。上臺執政的人都做這樣的承諾，一個比一個說的好，要給每個人更大的份額，這就是民粹主義制度，它沒有辦法解決真正的不平等。       

　　關于靜態的不平等和動態的不平等的區別，哈佛兩個教授做的一個調查研究很有啟發性。他們分別問美國人和中國人，美國最富的20%的人，占了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多少？中國最富的20%的人，占了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多少？中國人凡是說占到90%以上的都是“憤青”。其實，說90%、80%、70%都對，因為中國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即使統計了人們也不相信。事實是，對這個提問的回答，反映出你對社會不公平的感受。

　　美國有長期的比較靠譜的數據。詢問美國人，美國最富的20%的人占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多少？美國人答百分之五十幾。實際上美國最富10%的人已經占有社會財富的百分之七十多，20%的人占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八十幾，將近百分之九十。美國人生活在財富極其不平等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回答卻只有百分之五十幾，感受遠遠沒那么強烈。美國人也很在乎公平，認為最富20%的人應該占有社會總財富的百分之三十幾，那就是共產主義了，類似這樣的研究還有很多。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為什么對社會財富占有比例問題，會出現這樣認識誤差或偏差？這源于所謂的美國夢。美國的教育，從好萊塢的電影到總統的報告，都在宣傳美國是一個每人個都有充分機會的國度。在這個國度里，無論你從哪兒來，無論你是什么家庭背景，無論你的性別和其他的什么特征，只要付出努力，就有改變命運的機會。

　　當然，這不完全是事實。美國測量的社會流動性，不比其他的社會好哪兒去。但是這是一種理念，這個理念影響人們對社會靜態不平等的看法。社會學者調查結果表明，正是由于美國人有美國夢這樣的理念，認為美國是一個社會流動性很強的社會，認為美國是機會公平的社會，所以他們對靜態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高很多。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不一定是世界的榜樣，他們的宣傳我們也不一定能學會，但是它卻給我們一個啟示。只關注靜態不平等很難解決問題，如果能實現動態上的流動，人們對靜態不平等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有這么多的憤青。任何一個社會都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真正的固化，不僅僅導致增長速度下降，更有可能是影響社會安定、社會和諧的潛在風險。

　　“阿拉伯之春”、美國、歐洲等地年輕人鬧事，導火索不一樣，但是根本性原因有很多共同的東西。由于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在社會上沒有看到任何的機會，他們就成了容易燃燒的干柴，任何一個火星都能把他們點著。中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找到一個好的結合點，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在這個階段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要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

　　過去的30幾年，從庫茨涅茨曲線來看，中國走完了前面那一段。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能不能很好地走完下面這一段，也就是往上走的一段。中國現在面臨的狀況，是靜態的不平等和動態的不平等都非常嚴重，開始出現嚴重下滑的非常危險的趨勢。過去10年里，根據我們的觀察，各種各樣的研究證據表明，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出現了急劇下降的趨勢，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等都不重要，問題嚴重的是農二代、農三代諸如此類的問題。大家越來越關注父輩的身份對他的影響，這是非常明顯的趨勢。通過更加嚴謹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結論都指向過去的10年社會流動性的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這個共性——社會流動性下降。沒有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政策不可能非常有前瞻性，社會還沒有成熟到那個地步，大家對這個問題沒有共識等等。但是中國不僅有這些共性的東西，還有自己的特性。我們是從計劃經濟慢慢向市場經濟過渡，實現了一個轉型，而且這個轉型還沒有結束。原來中國是一個高度集中的社會和計劃經濟體制，很多公共資源高度集中，如果出現固化的趨勢，固化速度就會非常快，就會出現過去10年社會流動性急劇下降。       

　　教育的集中化使農村孩子考進清華大學的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的50%降到了8%。雖然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比例確實提高了，但是像北大、清華這樣最好的大學，農村孩子占的比例其實下降很厲害，而且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從大學到中學、小學，農村家庭或者出身條件不是那么好的孩子享用好的教育資源的機會越來越低。我們實現了九年義務制教育，現在上學不用花錢了，但退學率反而上升了，因為盡管你可以上初中、高中，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只有特別拔尖、特別有天分的那些人可以上大學，一般人家的孩子機率很小，上了一般的大學畢業也沒什么用。

　　任何一個社會，要調整靜態的不平等、動態的不平等，前提就是要實現教育的公平，這不僅僅指一般性的教育公平，而是要非常公平。現在中國面臨的情況是位于一個十字路口，未來發展是否能走向庫茨涅茨曲線的另外一段：效率、公平持續促進，經濟增長不斷提升，公平程度上升，關鍵是要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這個流動性的保持，又跟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形成了矛盾。

　　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是什么？過去積累的靜態的不平等，加上10年來經濟增長速度的逐漸下降，變成靜態不平等和動態不平等的疊加。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僅是未來幾年經濟增長的問題，可能未來20、30年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希望是很渺茫的。我們放眼長期的發展藍圖，更要致力于解決現在的根本問題，解決靜態動態不平等，就是根本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很復雜，絕對不能簡單依靠民粹主義，也不是搞劫富濟貧就能解決的。這個問題不僅對中國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國際學術界也是極熱的話題。借鑒國際學術界的觀點，或許會找到一些有意義的啟發。       

　　有兩個很著名的學者研究對我很有啟發，而且都是最新的文章。第一個是諾貝爾獎獲得者Gary Becker（去年已經去世了），他長期研究人力資本，研究代際之間流動性理論。他寫了一篇文章，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引入了靜態不平等。有一些比較可信的假設，靜態的不平等會加劇動態不平等，使代際差距拉大。世界各國里，教育水平越高、越有錢的人，父母越重視小孩兒的教育，越在小孩兒教育上花錢、花時間。收入不高的家庭，父母閑的時間可能多一點，但是他們花在每個小孩兒身上的時間，不如那些工作很忙和收入比較高的人。

　　政府一般性的教育投資不僅不解決問題，還能加劇問題。給我們的啟發是，當靜態不平等與動態不平等疊加的時候，必須認真對待靜態不平等，因為它會加劇動態不平等。政府的普惠教育政策，并不能解決問題，還有可能還會惡化問題。如果要解決教育公平，必須向低收入家庭傾斜，教育的回報要足夠高，這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才愿意有足夠投資。       

　　另外一個是實證的文章。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競選，每個黨都有自己的候選人，都要提出自己的經濟政策，都要在大學里找一個非常牛的經濟學家作為執政顧問。美國就有這么一個人，Raj Chetty，民主黨也找他，共和黨也找他，兩黨的主要成員都找他聊，他受到的重視程度很少見，但他保持中立。他研究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和教育的公平性，拿到了美國所有的稅收數據，做了大范圍的研究，寫了一系列文章。他的研究，把美國分成很多區，找出哪個地方的社會流動性高，做了大樣本、大范圍、大數據的研究。

　　他發現，代際的流動性在不同的區域之間差別很大，有的區域流動性很好，有的地方很固化。在流動性好的區域里，有好的學校至關重要，相對來說中產階級也比較多，社區建設比較好，文化氛圍比較好，家庭穩定性很高。只要住在這樣的社區，孩子們都能享受這個社區的教育，公立的學校和私立學校差別很大。       

　　美國曾經做了一個試驗，給500萬個窮人家庭發補貼，讓他們搬到富人區或者更好的地方去住，以此來研究遷移自由對小孩兒的影響。結果發現，好的區域環境和學區對窮人家的小孩，尤其是對13歲以下的小孩一生影響非常大，這對我們研究留守兒童政策極其重要。這些研究給我們相當大的啟發，他們的經驗和學術探究值得我們關注。當然我們也要關注稅收、二次調節和政府制度改革等等，同時更要關注社會結構的固化問題。

　　我們首先要打破社會機制、政策和體制上的歧視。比如中國社會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這是非常過時的機制，這種機制不打破，其他的東西無從談起。另外還有市場準入的限制，各種各樣的考試等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平等等等。對年齡、性別的歧視，比如女生不好找工作，就是非常明顯的歧視。退休年齡男女有別，也是非常明顯的性別歧視，諸如此類等等。沒有基本的機會公平，沒有基本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只能使有優勢的人優勢越來越明顯。

　　美國社會最崇尚個人競爭和公平競爭，但是1960年美國出了“平權法案”。美國總統Lyndon Johnson為了擴展這個法案，說了一段很有影響的話。他說不能說打開一個人的手銬和腳鏈，他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和其他人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了。他說這不是我們需要的簡單的自由和簡單的公平，我們追求的不光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公平，而是人人提升自己能力的機會。它不是簡單的權利，也不是理論上的公平，我們希望它是一個事實上的公平，最后是一個結果上的公平。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所謂的機會公平，不是因為你最能干，這個東西就是你的。一個社會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一部分人因為某種原因已經處于劣勢，社會就應該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簡單的教育公平不解決問題，對低收入人群進行大幅度的傾斜，才能解決問題。理論模型和事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我曾經有一個同事，他是來自拉美國家的外國人，這個同事恐怕是我一生中見到的最口吃的一個人。我們北京大學人事方面的文件規定，做北大老師的資格第一條就是身體健康，口齒清楚。你要是口齒不清楚，恐怕連師范學院都考不上。但是我的這位同事，雖然是我見過的口吃最嚴重的人，但是他卻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對他的所有評估都是滿分。我得過兩次優秀教學獎，他得的次數比我還多，只有他不在我前面，我才能得第一。

　　事實證明，只要你給他機會，他會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克服自己的缺陷。他肯定比我們多花十倍的時間，把教學內容背的滾瓜爛熟，花更多的時間解答學生的問題。他深得同學們的熱愛和我們這些同事的尊敬。給這些人機會，這就是機會平等。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缺陷的，沒有一個人身體百分之百健康。但是如果我們拿這些沒有必要的要求去限制別人，就失去了真正的機會公平。       

　　對中國來講，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話題。我們稍微放長遠一點眼光，中國未來20年的發展能不能實現我們說的這些宏偉目標，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保持長期增長的動力，社會能不能越來越和諧，不平等的程度能不能下降，這就是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題。這個命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真正走向庫茨涅茨曲線的另外一端，能不能實現效率公平的相互促進，這就要看是否能保持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

　　實現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需要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需要公平的政府制度、需要整個社會非常公平，使那些處于劣勢的群體有更好的教育、健康和工作的機會。只有全社會、政府、組織、直到我們每個人都愿意為此做出努力，我們才能實現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