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需要重建互信、

　　重拾多領域合作、增強對話機制

　　從“關系”入手避免局勢升級

　　“我有點疲憊，但精神尚好。”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說。

　　3月27日上午，77歲的羅奇已經連續兩天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并發言。當天中午，他還要趕赴論壇午餐會，聆聽“認識挺久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的演講。

　　受新冠疫情阻隔，這是羅奇三年來首次到訪中國。對他而言，本次行程的特殊意義不止于此：這位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曾被譽為“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但近年來將研究重心轉向中美大國關系。新書《意外沖突》（Accidental Conflict）剛剛出版，他想知道中美雙方如何看待自己給出的一系列走出對抗、穩定關系的建議。

　　“我感受到的是，來自中國的反應是積極的。”羅奇3月27日上午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說。在他看來，中美關系問題的核心是“關系問題”。因此，雙方需要重建互信、重拾多領域合作、增強對話機制，從“關系”入手避免局勢升級。“那種在沒有互信的背景下還覺得沖突是可控的觀點，在我看來是過于樂觀了。”

　　然而，互信并不容易重建。羅奇直言，美國政府及國會近期圍繞“氣球事件”、TikTok聽證會的一系列作為是錯誤的，這些升級雙邊對立的事件，進一步展現出美國朝野對華負面情緒“已經達到了冷戰高潮以來最嚴重的地步”。這種背景下，羅奇成為美國政策圈的“少數派”，他的一些建言甚至被斥為“叛國”。不過，他稱自己不會放棄，而要繼續“試著做一個現實主義者”。

　　羅奇建議，中美雙方應當從“小事”入手，將兩國社會重新聯系起來，直到進入一種相對“舒適”的狀態，再去處理更大的問題。

　　“我曾期待拜登改變對華政策，但他沒有做”

　　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你三年來第一次訪問中國，也是2019年以來第一次線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有什么新感受嗎？ 

　　羅奇：2001年以來，我幾乎每年都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不過最近兩年都是以線上形式出席。如今的中國和2019年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美關系及其他國際關系也有了很大變化，所以對比是鮮明的。

　　論壇上，中國官員們非常清楚、一致地表達了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及改革的信心。這是一種積極的表態，傳遞出強烈的、自信的態度。另一方面，本次出席論壇的美國CEO不多，主要商界嘉賓來自歐洲。當談論投資時，跨國企業領導層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在發生變化。過去他們會說：我們考慮成本和效率，考慮如何完善這些復雜的供應鏈安排和物流需求。但現在，他們會更多地測算地緣政治風險。經濟學并沒有改變，但這個方程式中增加了一個新的變量。

　　這幾天我一直在會場內外談論中美關系問題，我感受到，至少人們還樂于討論中美關系。如我的新書提到的，雙方對對方都有很多錯誤的印象，我稱之為“虛假敘事”（false narrative）。我認為，美國其實不存在“中國問題”，中國也不是在面對“美國問題”，是我們雙方都在面對“關系問題”。我們未能維持一種牢固且有互信的關系，這將使我們處于危險中。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一位經濟學家，是什么原因讓你轉向研究中美大國關系？

　　羅奇：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進化。2014年我寫作《不平衡：美國和中國的相互依賴》一書時，在結尾指出，這本書為中美兩國處理結構性經濟問題、重新平衡經貿關系提供了參考，如果雙方不如此行事，未來可能會“很麻煩”。結果，2014年之后不久，中美雙邊關系確實陷入了麻煩。因此，我覺得有必要深入分析為什么會有麻煩。這項研究也因而不再限于經濟問題，而是延伸到對兩國政治及社會的研究。

　　在此過程中，我發現，當我們自己的系統出現問題時，我們不愿意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寧愿把自己造成的問題歸咎于別人。于是，中美雙方互相成為對方的指責對象。基于這一邏輯，對抗不斷升級，從貿易對抗升級到技術對抗、戰略對抗……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冷戰。

　　中國新聞周刊：2016年特朗普就任總統后，中美關系急轉直下。但是，2020年拜登贏得總統選舉、2021年中美在安克雷奇重新開始對話之后，局勢依然沒有緩和，這是為什么？

　　羅奇：這是一場災難。我的新書有一章叫《從特朗普到拜登》，總的來說，局勢是變得更加復雜、更加糟糕的。對此，我也感到意外。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期待并希望拜登會扭轉很多對中國的敵對政策。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職的第一天，簽署了14項總統行政令，推翻了特朗普政府最不受歡迎的一些政策。但是，我期待他同時也會取消前政府針對中國的關稅措施，而他沒有。這些關稅除了增加在美國購買和銷售商品的成本之外，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拜登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終止它們。

　　相反，拜登繼續通過他新任命的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向中國施壓。然后，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就所謂“中國威脅”發表了非常強硬和消極的演講。去年10月，拜登政府升級了對先進半導體制造設備的管控，這些制裁直指關鍵技術領域。總的來說，敵對政策是不斷升級的。

　　為什么會升級？這和美國的國內政治有關。一方面，拜登在國會中只有微弱的優勢以推動立法議程；中期選舉后，這種優勢也已經不存在了。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遺產是在美國公眾中塑造了中國的負面形象，拜登也沒有改變這些敵對政策。如果他推動關系改善，將遭受嚴重的政治損失，所以他選擇不去改善。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調整對華政策，拜登是否嘗試給自己爭取更大的空間（make room）呢？

　　羅奇：這是可以做的，他可以糾正特朗普在虛假敘事上的問題。以關稅問題舉例。美國和全球106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這是一個多邊問題，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們自己的國內儲蓄不足。當國家不儲蓄而想要增長時，他們就會通過巨額的國際收支和多邊貿易逆差來吸引外國資本。提高對華關稅，僅僅是來自中國的貿易赤字變小了，但來自越南、日本、德國、加拿大的赤字都變得更大，美國的整體赤字因而變得更糟，這事實上給美國工人帶來了負面影響。

　　我不指望拜登會具體陳述這些經濟理論，但他可以簡單地提出一個論點：這些關稅是錯誤的，這其實是向美國家庭和美國公司征稅。然而，我們看到，拜登并沒有這樣做。

　　“人們都強調‘相互’這個詞，這非常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面對中美關系的現實困境，你對穩定雙邊關系有什么具體建議嗎？

　　羅奇：首先是重建信任。我們需要一個針對“關系”的解決方案。換言之，我們需要的是雙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方案，而不是將任何一方的解決方案強加給另一方。我建議雙方從一些“小事”做起，比如休斯敦和成都的總領館能不能重新開放？旅行簽證能不能放寬？學生交流項目能不能恢復？

　　讓這樣一些“小事”將我們兩個國家的社會重新聯系起來，然后我們考慮共同努力解決氣候變化、公共衛生這樣的全球性問題。直到我們已經進入一種相對“舒適”的狀態，我們再去處理更大的問題。

　　其次，應該推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降低貿易壁壘，重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將利好跨國公司，利好就業。

　　最后，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永久性的接觸框架，因為我們現在的一些對話框架收效甚微。我們每年舉行一兩次中美之間的大型戰略對話和經濟對話，但沒有連續性。一旦峰會結束，那些本應致力于推動雙邊關系的人又轉向了其他工作。所以我的建議是建立一個永久性機構，我稱之為“中美秘書處”，專注于經濟、貿易、技術、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網絡安全、人權等各個領域的對話。

　　這個秘書處應當由雙方有能力的專業人士共同運作，提出政策建議，解決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共同問題。分歧總是會出現，當分歧出現時，特別是當雙方想達成復雜的協議時，秘書處將具有爭端解決的職能，這些專業人士將試圖解決分歧，建議修改并達成協議，以防止這些分歧擴大化。

　　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一些建設性的構想，但現在的問題是，雙方的對話有時會陷入重復早先觀點的狀況。我們怎樣才能提高對話的質量？

　　羅奇：你說得對，這就是“回音室”，我在這次論壇上也看到了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我強調要由專業人士組成秘書處。我們需要訓練有素的專家去交流經濟、安全、環境、技術等問題，制訂共同政策白皮書。如果這些政策白皮書是專家們聯合撰寫的，那么它們可以更客觀，而不是由政治話語來主導。

　　這也是多年來我一直在從事的事業。過去十多年，我參與中美之間的二軌對話，我們專注于具體的、關鍵的議題，雖然并不總是意見一致，但因為具有相當的專業水平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相信任，使用共同的框架、共享的數據，可以在共同領域提出共同的建議。這種人與人間的信任很重要，我通過這些對話與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及專業人士建立了關系。這次，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他們。

　　自從我在新書中提出這些建議，我一直在進行交流。今年1月我去了香港，現在來到北京，我感受到的是，來自中國的反應是積極的。這并不意味著完全贊同，但每個人都同意我們需要共同努力，以修復受損的關系。人們都強調“相互”這個詞，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美國應該更多地審視自己”

　　中國新聞周刊：你有沒有向美方人士提出這些建議？你是否覺得自己已經是美國政策界的少數派了？

　　羅奇：我的建議在美國的反應很糟糕，我沒有得到多少支持，這反映了席卷美國的政治病毒。現在美國的對華情緒，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消極的時候。這也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高潮以來，美國朝野第一次對另一個國家有如此強烈的消極情緒。

　　現在，美國參眾兩院幾乎沒有一個現任議員贊成與中國加強接觸。我不是說誰要出來支持中國，而僅僅是說有沒有人愿意出來表態，要加強同中國的對話，這樣的人都沒有。你看到了TikTok的聽證會。TikTok被1.5億美國用戶使用，特別是年輕人居多。認為承載這個社區的軟件危害美國國家安全，是一種未經檢驗的說法。但這正是一個關于我們的“中國恐懼癥”如何延伸到跨國公司頭上的好例子，就像之前華為的遭遇一樣。

　　我試圖和美方人士談論這些問題。當我說出我的觀點，我不只是少數派，有時還被指責“叛國”。我在想，敵對情緒有這么嚴重嗎？虛假敘事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這么深嗎？這讓我很不安。但我不會停止表達，因為我覺得我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能指望本屆政府或國會有所改變嗎？

　　羅奇：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我們很難看到任何戲劇性的讓步。如果說未來會有什么不同，那么趨勢可能是朝著你我期待的相反的方向發展。中美領導人去年11月在巴厘島的會晤令人鼓舞，但之后，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要如約訪問中國時，出現了“氣球事件”這樣無關緊要的障礙。

　　作為美國人，我不會說這完全不存在安全隱憂，但這顯然不是什么嚴重的問題，卻轉移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兩國關系已經遭受多么嚴重的破壞，已經多么脆弱。

　　我時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有沒有一種可能，兩國高層中有人打電話給對方說：“這太過了，我們必須停止這一切，我們必須見面，必須讓情況穩定下來，因為這已經造成太多的破壞了。”

　　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是一種正確的方式，現在有傳聞稱美方正試圖重新安排國務卿布林肯對北京的訪問，這是否能為我們剛才提到的一些“小事”奠定基礎，讓我們拭目以待。我希望能有這樣一天，另外我們需要很長時間來修復過去這些年被損害的關系。

　　中國新聞周刊：總的來說，你希望中美之間能建立怎樣的雙邊關系？

　　羅奇：我希望雙方能走向相互依存的關系，并因為相互依存而感到安全。我希望我們不要陷入相互指責、轉嫁國內矛盾的循環。30多年前，我們面對貿易逆差問題指責日本，現在我們指責中國。事實上美國應該更多地審視自己，才會發現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問題。同樣，中國也有很多自身的問題需要解決。

　　我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已經20多年了，我都數不清我說過多少次類似的話。但我還是每次都來，因為我在乎。

　　記者：曹然（caoran@china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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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