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王茜 8號樓工作室 

　　【專題|至少1個小時獨家對話王石：雙面人生】

　　在北京萬科大都會28樓大廳的臨窗位，一座藝術家王瑞林所作的斗戰勝佛雕塑朝向來客。身穿盔甲的孫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端坐閉目、呈入定狀，燈光投射下來，給它周身鍍上一層金。

　　結束了一場馬拉松式新書發布會的王石，此時沒有一絲疲態。他步入廳內，隨即被求圖若渴的攝影師請去與雕塑拍合影。他一邊配合一邊笑言，“你們怎么都對它感興趣”。

　　孫悟空為石猴，王石名中帶“石”，這也許是二者的緣分。西行歸來，大圣圓滿；年過花甲的王石，反思過往、正視生死、再赴江湖，能否獲得他的圓滿？

　　“一眼看到頭，就覺得沒意思了”

　　“好動，愛自由，不愿被束縛”，這是王石給自己性格的概括。

　　經濟學家張維迎在王石自傳《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一書的序中，評價他是“天生的領袖人物”， “無論在部隊當兵，工廠當工人，還是在鐵路局當技術員，政府機關當科員，他都感到憋屈，活得很痛苦。他又憋不住，一有機會，就鋒芒畢露，喧賓奪主，甚至搞惡作劇，尋找自己的存在感。”

　　王石的母親是錫伯族，他的父母早年參加民主聯軍相識，解放后雙雙進入鐵路部門工作，“身上一半游牧民族的血統、父母南征北戰的經歷、小時候對四處遷徙生活的適應，可能都對我的性格有所影響”。

　　然而，這種性格讓他在體制內備感挫折。王石創業前的最后一站是廣東外經委。剛開始王石工作非常努力，但因為在一次宴會上發言積極，被提醒搶了領導風頭；后來他下班到點就走，把90%精力放在工作外，反倒被評價變得穩重成熟。

　　除了不鼓勵個性，體制內的前途也讓他覺得乏味，“連每個級別的追悼會怎么開都知道。一眼看到頭，就覺得沒意思了。”

　　32歲的王石下定決心離開，第一次主動選擇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深圳市特區經濟發展公司（簡稱“深特發”）。他本計劃著在深圳賺點錢，就去國外留學，沒想到找到了真正的“金礦”。

　　1983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剛滿三年，誕生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只股票“深寶安”。這一年，39歲的任正非從部隊轉業來到深圳，進入了深圳南海石油集團，繼續體制之路；而從體制里“逃”出來的王石做起了玉米貿易，向他的第一個客戶深圳正大康地公司承諾提供東北玉米并且解決運輸問題。

　　談及當年創業時惜時如金的狀態，王石對我們連說了三個“恨不得”，“在八十年代我恨不得春節那天都不過，恨不得時間利用起來，恨不得工作到12點。”

　　當時深圳沒有機場，發貨要走廣州機場，然而深圳與廣州之間還沒有修通高速公路，也未通大橋，運輸貨物只能靠船。“來回光送貨就八個半小時，回到深圳已經早晨五點鐘了。我說別回去了，車就停到公司門口，打兩個半小時瞌睡就上班了。那真是激情燃燒歲月。”

　　《創始人1984：中國商業教父的時代命運與崛起重生 》書中談到過一個細節：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登上開業不久的羅湖國際商業大廈22層的頂樓天臺，而王石正騎著自行車從商業大廈樓下經過。熟人告訴他，小平同志在視察深圳。王石只是“噢”了一聲，就繼續騎車趕路。

　　與那年無數的深圳創業者一道，王石乘上了春天的列車，這個“好動”的人終于可以放開拳腳。

　　1988年，“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改名為“深圳萬科股份有限公司”，深特發由上級主管公司變為持股30%的大股東，王石擔任公司法人、董事長兼總經理，放棄了分到他名下的股權。股改完成后，這家公司于1991年在深交所上市，證券代碼000002。

　　在這個舞臺后來發生的諸多故事情節中，王石都是絕對主角：“君萬之爭”、華潤入主、登陸港交所、合伙人制度上臺，直至“萬寶之爭”結束，不喜歡約束的王石終于在萬科以一種“禪讓”的姿態落幕。

　　但他沒有“消停”。萬科公益基金、聯合國氣候大會、深潛俱樂部創始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以色列希伯來大學訪問學者，王石找到了萬科之后的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舞臺。年齡、時間、角色和病痛，似乎沒有東西可以限制他。

　　就如同飛滑翔傘，斷過兩根肋骨，小腿骨折，頸椎尾椎都受過傷，兩次落海里兩次掛樹上，但王石還是要飛，不是沖動而是主動選擇，因為“飛上癮了”。

　　王石在書里說，他小時候沒有太明確的志向，也不愛學習，一度夢想當個農民。但是他迷戀探險書籍，例如《海底兩萬里》《魯濱孫漂流記》《八十天環游世界》《湯姆·索亞歷險記》等，因為他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

　　游學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這種好奇。60歲，許多人開始規劃退休生活，而王石重新開始上學，結果一發不可收拾：哈佛兩年，劍橋兩年，牛津因為“萬寶之爭”打斷只待了半年，最后又來到了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研究一個聽上去冷僻的學科：猶太人的東亞遷徙史。

　　這種好奇有時候還是“劍走偏鋒”。王石第一次去日本學習，除了考察當地企業和建筑，他還主動要求參觀精神病院，他認為這是了解當地社會的一種很好的途徑。

　　“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用在王石身上并不過時。張維迎說，“像王石這樣的人，如果生在兵荒馬倫的時代，大概會拉起一桿大旗，招兵買馬，殺人越貨，即便不能打得一片天下，也能占山為王。”

　　幸而，王石活在了這個時代。

　　江湖人物

　　在王石身上你可以嗅到一些江湖人物的特質。

　　他跟我們回憶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時的情況，他們一行人正在終點站觀賽點，爆炸聲響，“大家都撤離，我們出來了，我的背包掉了，我的護照在里面呢，結果這時候一個叫任天的留學生，二話不說，跟著搶險車就沖進去了。”最后，這名留學生把包找了回來。

　　至今談起這件事情，王石還很動容，這種感動清楚的寫在他的臉上。對于這位年輕的學生，他直接升格為私人關系的頂配——稱其為“生死之交”，頗有點金庸小說里俠客相見恨晚的意思。

　　我們很好奇，王石愿意和什么樣的人交朋友？他說，與人打交道，無論如何，他都會假定對方是善意的，“寧肯我錯判”。但另一方面，他自認“是非常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他的朋友圈又很窄，因為他“各色”。

　　“我這個人喜歡說大白話，說直話，所以往往我把你得罪了我不知道，甚至人家對我有看法我都不知道，有的時候我找人家合作去了，人家不跟我合作，我很納悶，怎么不合作，后來我發現我說話把他給得罪了。”

　　這種江湖人物的特質，有時候與他恪守的現代企業治理方式也會發生沖突。

　　《王石這個人》書中寫了一個故事，1998年，萬科北京公司的一個員工因為酒后駕車，車毀人亡。公司開會決定對其不予追究責任也不予任何賠償。可是死者的父母天天到萬科公司申訴哭鬧，甚至奔到一個活動現場給王石跪下了。

　　王石最后決定，從他個人工資里每月拿出1000元給死者的父母，他很動情地對那對父母說：“如果我在你們前面去了，我就讓我女兒繼續把錢給你們。”

　　但萬科其他高層認為最高決策人理應維護制度的嚴肅性，這種做法并不妥當。那天公司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王石動了氣罵了臟話，“他媽的，人家就這么一個兒子，死了，你們不去安慰人家，還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那到底該怎么做？”

　　江湖人物，在乎里子，也在乎面子。

　　張維迎說，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現實下，賺大錢和干大事之間很容易發生沖突。名利之間只能選擇一項，或默不作聲地賺錢，或兩袖清風實現一番事業。王石選擇后者，因而1988年在萬科股改時他放棄了應得的個人股份，轉而做職業經理人。

　　然而，此舉并不被張維迎認同。他認為王石的選擇給后來的“寶萬之爭”埋下了隱患，沒有股權的保護，控制權就難以保證。更進一步講，張維迎認為王石的做法如果被模仿，則無益于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健全。

　　但王石對我們說，萬科是一個集體作品，不是他的孩子。離開萬科，他一點兒都不心疼，因為他追求的是企業文化的傳承。

　　與王石同時代的企業家里，創始人放手離開后，又回歸公司的案例并不罕見。但是王石堅決不贊成這種做法，原因有兩點：

　　“我回去它就一定成了嗎，這不一定是吧，那不是壞了我一世英明？這是第一點，但這不是要點，要點是什么？你回去你怎么能證明他們（接班人）能成？……我分得明明白白的，即使不成，我也承認，也未必他不成我去了就成，這是一個上市公司，它走它的路。你與它已經斷離，就是斷離。”

　　對名的追求使王石產生過身份的疑惑。胡雪巖被無數商人頂禮膜拜，王石也讀胡雪巖的故事，但他的總結是“胡雪巖和浙江巡撫王有齡、閩浙總督左宗棠是典型的官商、軍商勾結，所編制的生意網支撐著胡雪巖的商業帝國。”

　　王石不想做胡雪巖，他不接受自己的商人身份。他在書里寫道，“1999年，48歲的我辭去總經理之時，還面臨著很多精神上的困惑。……是不是要一輩子做企業？而內心更深的疑問是：商人對社會有價值嗎？價值是什么？”

　　為了找到這個答案，或者說為了說服自己，王石常常去探監，他在高墻之內看望了牟其中、褚時健、唐萬興，“物傷其類，兔死狐悲”；褚時健出獄后，他又去拜訪褚老的橙園，為褚橙“站臺”；

　　不想做胡雪巖，就去研究盧作孚和榮毅仁家族的歷史，了解民族企業家的發展路徑；發起了中城聯盟、阿拉善SEE，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方式”爭取商人群體的地位。

　　在走過了這些計劃外的路后，已經創業二十八年的王石，終于找到了從商的意義所在，找到了“干大事”的證明。

　　這位江湖人物，接受了自己商人/企業家的身份。

　　已經刻好的墓碑

　　無論再怎么“好動”，不可否認，王石正邁向七十古來稀的生理年齡階段。

　　談及如何檢驗萬科企業文化傳承是成功的時，他說，“我覺得真正要檢驗呢，到第三代第四代，正好改革開放第二個四十年，才可以顯現出來，當然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了，有幸的話可以看到第三代。”

　　隨著年歲的增長，王石開始反思自己。新書里有一章節的標題是“告別個人英雄主義”，開門就提到了2008年的“拐點論”和“捐款門”，讓他反思自己多年“唯我獨尊”，“己所欲才施于人”的優越感。

　　“許多人認為，‘萬寶之爭’是我深圳創業后遇到的最大的坎兒。實際上，2008年才是。那一年，‘拐點論’事件讓萬科的業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接踵而至的‘捐款門’事件更是讓個人聲譽跌到了谷底。這兩場風波對我的思想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是我人生的至暗時刻，也是刻骨銘心的反思的開始。”

　　有些反思則需要好幾年。

　　王石跟我們談到，他2005年去南極探險前，因為組隊人選問題和團隊起了紛爭，他想讓兩位原先一同參與北極探險的隊員退出，對方一氣之下帶著幾位老成員另組新團，王石還一直覺得對方“不夠意思”。

　　直到2013年在劍橋參加游艇比賽，體會到游艇隊如何鼓勵、激發弱者時，“我才發現我是錯的，我太個人英雄主義了，太為了自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不是真正的奧林匹克的運動精神。”

　　告別英雄主義，是自己與外界的和解；思考生死，則是與自身的對話。

　　王石參觀過世界各地與死后世界有關的墓地規劃和建筑，從埃及金字塔到希臘德爾斐神廟，再到俄羅斯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列寧墓，法國先烈祠，日本的“光、水、風”基督教堂等等。這些場所和建筑所代表的生命印跡，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

　　不過，讓王石真正開始思考生死的，是登山過程中的一次瀕死體驗；父母親先后離世，又讓他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后事。

　　王石說自己是不可知論者，相信科學也認為科學還不能解釋一切。但在對身后事的安排上，他倒像是一個無神論者。

　　“我的遺囑上是有一條的，我是跟我父母（葬）在一塊的，第二個就是往后再隔一代，我父母骨灰不要動，我的骨灰撒掉。因為如果你越放，人家沒地方放了，那你的骨灰放幾代還有什么意義，沒有意義了，撒掉。”

　　王石并不避諱談死亡，就好像在聊一次日常出行，“我自己給自己買的墓地，我從老家拉來的花崗石做的。這個是家庭墓地，當然現在我父母是合葬了，再下個是不是我，我還不知道，這個是不確定的，那肯定我會進去的。”

　　他甚至還賣了個關子，“我的墓碑正面就是一個字，你猜什么字？給你們三次機會猜”，我們有人猜“石”、有人猜是“山”、還有人猜是“0”，結果紛紛敗下陣來。

　　看到眾人苦思不得的表情，王石微微得意，“這個沒什么秘密，安靜的靜，是個靜。”為什么是“靜”？他說，“生命回歸大自然，這里就不要再有什么其他的訴求了，不要再引起關注，也不要來打擾。”

　　而在墓碑背后，王石刻上了四百字，兩百字關于母親，兩百字關于父親。“我那里和他們就是一個血緣上的父子和母子關系，我的兄弟姐妹在這里都是一樣，我不想在那里占一個突出的位置。”

　　他也試圖將這種豁達傳承給后代，“我把我女兒也帶去了，就是告訴她，‘你那個骨灰盒的地方我也給你放好了，你想不想來你選擇，但是我給你買好了，真想來了，我給你留地方，你不想來無所謂。’”

　　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傅高義為王石新書作序，稱他“不是簡單地敘述他的經歷，而是超越了他非凡的活動來闡釋他的哲學，探討在他征服世界的經驗之上的意義，并為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做出積極的貢獻。”

　　張維迎說，“他成就于改革開放年代，也幫助塑造了這個時代，把他的印跡刻在這個時代。”

　　從中國現代商業史上看，王石和他創建的萬科，確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鮮活而重要的注腳。

　　然而，除去企業家的光環和時代的命題，王石到底是誰？這大概是他在劍橋大學的賽艇上，在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課堂里，在給他自己的墓碑刻字的那一刻，在寫這本自傳時所尋覓的答案。

　　我突然想起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一句話——“我的靈魂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而我的存在卻如此真實。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